作者 Daniel Brook

发表于《外交政策》九月/十月刊

哈佛医学院08届的毕业生具有非比寻常的野心，即使以哈佛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难得一见。他们之中，有一群不满足于“毕业于美国顶级医学院”的家伙，决定远赴海外为母校物色一个新的校友据点。当他们遍寻世界时，发现在这个被即时通讯和洲际旅行编织起来的世界上，在全球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区域的大背景下，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枢纽与全球门户，上海看起来注定将要成为新世纪中国际都市的翘楚。这里是梦想一夜暴富的淘金者的天堂，是一个全球瞩目的亚洲“黄金国”；而这一年的上海，已经将眼光放到了打造一个远东“巴黎”上——既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国际影响力上的。

不过，我说的这一年，是1909年。这批哈佛的医学博士花了超过三周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尽管如此，他们来到的这个都市，已经遍地是苏格兰来的鸦片贩子、犹太出身的地产大亨、锡克人充当的警员、祖籍广东的富商，还有那作为社交语言的蹩脚英语（被上海人戏称为“洋泾浜”）——上海俨然已是当时世上最开放的大都市了。在这里入关，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二十年代，一位客居上海的美国侨民对上海的世界化可谓不吝赞美之词：“今天若是一个旅客来到上海，他必将为眼前的事实所惊叹不已——高楼大厦；街道平整；旅店酒吧富丽堂皇，公园桥梁随处可见；马路上车流不息，巴士与电车往来穿梭；外贸商店数不胜数，入夜霓虹美不胜收——这一切与他在任何一个欧洲大城市所期待的、所习惯的没有任何区别”。

与此同时，这时的上海依然是个危险与机遇共存的地方。就在他们抵沪的几个月之后，上海所孕育的叛逆式的政治力量，将颠覆掉中国的皇权；而这些年轻医生们的投资，也将在几年之后付诸东流。

这个令他们心弛神往的国际化都市，诞生于数十年前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还是的西方强国首次迫使中国的皇帝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年代。在这个城市的范围之内，外籍人士丝毫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一样。治外法权，原本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罕见特例，却在这里成为了现实——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在上海那古老的城墙之外，一片一片的划分出了属于各自的租界，在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建起了一个人口达将近20万的枢纽区域。这个外来者始建于1845年的定居地，看起来就像是他们微缩版的故乡：法租界，因其绿树成排的街道和优雅时尚的咖啡屋而出名；英租界，以奢华至极的私人会所为人所知；美租界，商业街区的繁华兴旺无人可及。区区十年间，洋人统治下的上海已经取代了珠江沿岸的广东，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口岸；上海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只用了不过二十年的功夫而已。

但在这个生气蓬勃的都市里，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人却过着卑贱屈辱的日子。租界里的中国人干的通常都是体力活（洋泾浜把他们称作“coolies”，来自中文“苦力”的音译），因而常常被当做次等公民。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甚至通过了一项种族隔离法案，在上海市内的大小公园内竖起了“禁止当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就连为西方顶尖企业工作的中国白领们，也一样只能使用中国人的专用厕所。尽管二十世纪初，中国精英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培育了自己的现代文明，为这个城市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活力，但国人身份卑微的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不堪其辱的中国人最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正是这个共产党，最终不仅将整个上海、也将整个中国对外封闭了起来。

时至今日，同样是这个1921年成立于在法租界的共产党，却正在引导着上海重新融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中国人领导下的上海，比西方统治下的那个上海更庞大、更完美，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更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局深知这个城市的历史之复杂，因而全力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也在打压着它在文化、学术与政治层面上的开放度——而正是这些因素，让百年前的上海既活力十足，却又难以驾驭。其实，当局对于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后果还是十分忌惮的——要知道，老上海的妄自尊大，曾经搞垮过一个老大帝国。

不过这早已是陈年旧事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对世界开放了一百个年头。如今情况大有不同：上海与国际的接轨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在上海前市长朱镕基的极力游说下，邓小平，这位在天安门事件中的外柔内刚的中共领导人，在1990年批准了上海的重新开发。在两年后对上海的视察中，他追加了自己的赌注，把上海称作是中国的“龙头城市”，据说他在通过一座连接了昔日的洋租界和新兴的市中心的大桥时，甚至还连连催促着“快一点，再快一点”。

几乎在一夜之间，上海，这座在1949年“解放”之后就几近停滞的都市，迅速恢复了在它共产党执政前的繁盛。九十年代，上海把毛泽东时期为废除私有制而没收的土地的使用权租给了房地产商们，从而筹集了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这笔巨款的支持下，上海当局迅速建成了世上首屈一指的民用设施，其中包括一座可以通过磁悬浮列车直达市区的崭新国际机场，一套规模超越了纽约和伦敦的地铁系统，还有一片片纵横交错的桥梁、隧道，把旧租界里的老城中心与对岸的浦东新区里的金融中心连在了一起。

在政府推动的发展大潮下，阻碍开发脚步的上海民居被强行拆除了。为了让上海重新成为国际贸易枢纽，上百万户家庭被拆迁安置。尽管这一重建过程曾一度被当作是个大包袱、甚至是开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倒车，重新开放的上海还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在房地产和金融界创造了可观的财富，重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其中也不乏汇丰、花旗这些百年前就曾在沪独领风骚的企业。九十年代末担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的言论尽管曾经饱受讥讽，但在如今看来却有了点预言的味道：“（我）故意超前地建设上海，就像精明的父母会给正在长大的孩子买件大一号的衣服一样”。上海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令共产党的规划者们脸上增光，但它同样也带给了他们失控之虞。

浦东，这个邓小平曾催促着要“再快一点”的新区，如今已被林立的钢筋铁骨和玻璃幕墙所包围；这些现代建筑的闪耀夺目，让河对岸西方人在二十年代“装饰艺术”（注1）时期修建的外滩都显得相形见绌。摩天大楼无疑是这个在短短二十年间飞黄腾达的城市最光彩照人的写照；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一座，还装上了一整幅在夜色中闪耀的巨型LED幕墙。就像酒吧里的巨屏电视一样，无论播出的是什么，这座璀璨夺目的大厦都会牢牢的锁定众人的目光。一位来自欧洲的外籍建筑师把这些互不搭调的大厦，比作歌剧中的女服——引人注目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格调、甚至顺不顺眼都无足轻重。另一位美国建筑评论家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浦东追求的不是风格，而是规模——“浦东盖起楼来就跟嗑了药一样，那排高楼大厦完全抹去了河对岸外滩的优雅——就像是中国成片地对西方竖起了中指一样”。

除了城市本身结构的重建之外，上海在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实施上也尽力施为，力保重新与世界接轨的上海不会重蹈覆辙，陷入活力与屈辱交织的泥沼中而触发新一轮的革命。与当年那无需护照与签证的开放移民政策截然不同的是，如今的外国游客和侨民已经受到了当局严密的监控。洋人只占到了上海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待遇与当年的老上海那些无拘无束、精通外语的前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跟当今的国际枢纽更是大相径庭（就拿纽约来说，它的外国出生人口占到了37%）。当局并没有招引上百万海外专家来负责上海的全球贸易；它做出的选择是——汇集中国国内具有外语能力的职业人才。这其中的申请过程颇有精英大学的作风：内地人如果要获得上海的居留许可证，只需要从国内顶级大学毕业，并通过相应的计算机和英语能力的测试就可以了。

不过，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国人到上海谋生就要艰难许多。当局深知，当年成为共产主义者、推翻了1.0版上海的那些人，都是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因而政府采用了户口制度，来控制那些建造出新上海雄伟天际线的新生代苦力们。这一五十年代晚期诞生的制度，像专用于国内的护照一样，将中国公民和他的家乡绑定在一起。数百万中国农民涌入了建筑工地，在竣工之后又被遣返回了乡下。根据一份官方统计，上海一千九百万人口中大约六百万都是流动人口——而这一数字还被普遍认为是人为压低过的。农民工们经常无视暂住证的期限（具体数字倒从未被披露），因而检查身份证和清理外来务工人员之类的行动可谓司空见惯，尤其是类似在2010年世博会这样的重要国际活动之前更是接连不断。这样的歧视，在衣衫褴褛、肤色黝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衣着入时、身体健康享有特权的市民之间，滋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矛盾（上海正式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如今比美国还长，更别提他们的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多优秀了）。

如今的上海，同样也在迫使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以避免再次出现当年美孚石油和英美烟草在此榨取利润后输送回纽约和伦敦、让大量上海人一贫如洗的情形（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均寿命只有区区27岁而已）。1.0版的上海里，浦东曾作为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而臭名昭著；而到了2.0版的上海，那些扎眼的高楼，其实也还是一样建立在老上海的耻辱之上：那些血汗工厂只不过是转移到了长江上游更便宜的地皮上，由当地人掌控罢了。在强大起来的中国，洋人从曾经遭人痛恨的吸血鬼和蝗虫，摇身一变成了象征着上海国际地位的招牌告示。改头换面的治外法权——外国侨民比当地人享有更多的信仰和结社自由——也没有激起任何的民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当局亦留意到，人们因为接触到了外国思想——那让人无限向往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外国来客而诞生了思潮，从而动摇了老上海的根基；因此，今天的上海政府对城市的学术和艺术生活严加掌控，其严密程度即使在监管甚多的中国内都属罕见。当年在洋租界的中国记者，躲开了皇帝的爪牙，创办了中国最自由的媒体。摸清了工部局共和思想的上海纳税人，甚至还在1905年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市议会，这可是在旧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代议制政府。不必多说，如今的政府无意在上海惹上媒体自由或是选举民主的麻烦。中国政府把这些人权轻描淡写地称为“全球价值观”，言下之意则是“与我们无关”——既不适用于中国，也不适用于它最引以为豪的国际都市。

即使是政治色彩不怎么鲜明的观点，只要是舶来品，也依然会受到监管和控制。三十年代的时候，联美、米高梅、华纳兄弟几大电影公司都曾在上海开设大型办事处；而现在，整个中国每年获准上映的外国电影也不过区区二十部。尽管1999年才启用的浦东国际机场如今已经拥有和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旗鼓相当的年客流量，但上海对外国文化开放的程度却依然还比不上“咆哮的二十年代”——当年上海的知名夜总会里，不乏来自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顶尖爵士乐大师的身影。而今天，自从比约克（注2）2008年在演唱她的歌曲“宣布独立”时高喊“西藏！西藏”以后，上海的市政当局就开始对来沪巡演的艺术家们严加审查了。2009年，新鲜出炉的上海艺穗节——类似于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年度艺穗节的翻版，同样是小成本大野心的现场演出舞台——被迫将它的国际演出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围的小城市；据主办方说，这是因为上海政府老爱给他们““生事”。即使中国的演员们也感觉上海的文化官员相当烦人：张守望，来着北京摇滚乐队“晕车的车”的领唱歌手，在赴美巡演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上海比北京管得严多了……有次演出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叫警察了。而且这在上海还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抑制各种自由表达的呼声，也算是政府为打造一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上海的努力之一。它的目的，是在进口各种国际商品的同时，不会捎带上那可怕的“全球价值观”。对远在北京那些古板的现代官员来说，2.0版的上海终极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闪闪发光的模范都市——口号可以是“全世界最快的火车”或者“比曼哈顿更多的摩天楼”——以证明这一自上而下的集权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一位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异常直率的解释，上海的复兴其实是共产党为了弥补毛泽东时代对这座城市的管理失当而做出的努力，以免敌对势力借此来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前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写到，“解放前，上海曾是亚太地区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不止是香港，连新加坡和台湾都难望其项背。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已经被香港、新加波和台湾远远的甩到了身后。这让人不禁疑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到了哪里？”

今天的中国新政府，希望浦东新区的城市剪影，能够向人民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

 

（本文作者Daniel Brook，即将出版《未来城市史》一书）

———-

译者注：

1、装饰艺术（Art Deco），或称“装饰艺术风”，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源于欧洲的一种服务上层社会的艺术、建筑风格；

2、比约克（Björk），冰岛歌手，2008年3月2日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举行了演唱会，因其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而备受争议。

詹姆斯·公爵:一个制造雪茄的烟鬼

 

它（香烟）看起来是无害的，白色的，8厘米(3英寸)长，像孩子的手指那么宽——但没有其他产品像香烟一样被人们抵触。 谁发明了香烟，它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那他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美国外科医生奥尔顿·奥克斯纳回忆道，1919年，当他还是个医科学生的时候，他的班级被要求对肺癌患者的尸体进行剖析。当时，这种疾病是非常罕见的，并且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但在2000年的时候，每年约有11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单是香烟引起这种疾病的比例就占85%。

“香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致命的人工制品”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 普洛克特说，“在20世纪，它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万。”

烟草史上的创始人约旦古德曼说道，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指责别人时是很谨慎的，“但我很自信的认为，在香烟的历史上，詹姆斯·布坎南公爵——也被称为巴克公爵——应该为20世纪的香烟现象负责。”

公爵不仅帮助发明现代香烟，他还开创了营销和分销系统，使其在每一块大陆上都得到了成功。

在1880年，公爵24岁的时候，他加入了烟草企业，并得到一个合适的职务——制作卷好了的香烟。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一个小团队，扭转并结束了杜伦公爵的手卷香烟的时代。

两年后，公爵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开始和一个叫做詹姆斯·邦萨克的年轻技工一起工作，詹姆斯说他能让香烟制作机械化。杜克深信人们会喜欢抽这种巧妙制作的香烟，准确的说是机器制作的整齐匀称的香烟。

邦萨克的机器在烟草工业上实现了突破性的改革。

 

 

 

 

 

罗伯特·劳林说：“它其实是一根无限长的香烟，要及时剪成适当的长度。”这个开放性的结果意味着它必须要“化学添加剂来保持湿度。”他们添加了甘油、糖、糖蜜和化学物品来防止它们干燥。

妇女是自由的！（1929）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 凯 杰克勒解释了在20世纪早期，女人是怎样被劝说抽上香烟的。

烟草工业遇到了难题。你不能以你的方式劝说女人抽烟——你必须改变原有文化的价值观。

一个女人在街角上抽烟是在糟蹋你的名声。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永远不会在公众场合抽烟。

爱德华 贝尔内——其实是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家族的一员——忙着为美国烟草公司找出一个使女人可以抽烟的公共关系策略。

因此，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雇佣了一群年轻的女性在第五大道上进行复活节游行、高举“自由的火炬”——她们的香烟。此后，这便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

但是保持香烟的湿润并不是邦萨克呈现给公爵的那套装置的唯一挑战。比起他工厂里的女工轮班最多卷200支香烟，这台新机器每天生产12万支香烟，几乎是当时美国五分之一的消费量。

“问题是香烟的生产量远多于销售量，他必须想办法如何捕获这个市场。”古德曼这样说。

他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中找到了答案。公爵赞助赛事，在选美大赛上免费发放他的香烟，并在新“光泽”（第一部杂志）上为他的香烟发广告。他也承认：极具收藏价值的香烟卡和得到生产权利一样重要。仅在1889年，他在营销上就花费了8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２５亿美元）。

邦萨克保留了他机器的专利权，但为了感谢公爵在改良机器上的支持，他让出３０％的折扣。

这种竞争优势，加上大力的推广——这是公爵早期成功的关键。就像他曾怀疑的那样，人们喜欢机动制作的香烟。它们有着现代感，并且更卫生——在竞争上，它优越于雪茄：雪茄是使用人的双手和唾液制造的。

但即便在到1900年的十五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翻了两番，但仍有大量的烟草正在被咀嚼或者正通过烟斗和雪茄，它仍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他挖掘到了香烟在与雪茄、烟斗密切相关的场所中的潜力，比如画室、餐厅等。不像烟斗，它可以很轻松的被点燃，且持续燃烧；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喝咖啡休息时也经常会抽香烟。

“香烟真的被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应用着，”代诉人说，“并且它更温和——这是一大讽刺，香烟被广泛的认为要比雪茄更安全，因为只是‘小型的雪茄’，对吗？”

商人的死亡？

AK—47突击枪或卡拉什尼科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攻击武器。并被认为全球流通的AK-47多达1亿，但它的设计者，米哈伊尔 卡拉什尼科夫（已逝）为它已成为世界上游击队的选择武器的事实感到悔恨。“必须承担责任的不是设计者，而是政府，各国政府必须控制其生产和出口。”

罗伯特 奥本海默（主要的）和恩里克 费米一起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因为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中对第一次开发出的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他成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并对各国进行游说，控制核武器，试图避免核能的扩散。

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申请了甘油炸药和硝胺炸药的专利。在1888年，当一个法国新闻报社突然公布他的讣告时，报道者震惊的读到：“死亡商人已经死了…博士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一个通过寻找杀死更多人的方法而暴富的商人，昨天去世了。”有人认为，在1896年，他死的时候可能留下了269万美元（17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01亿美元，1.9亿英镑）来设立诺贝尔奖。

现在，我们知道香烟比雪茄更容易让人上瘾。事实上，我们吸入的烟雾——不是传统的雪茄——是更危险的。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确定肺癌和它的关联，在1957年在英国和1964年在美国分别发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计算成本

 

 

一百万的烟民中，约有一个人的死亡是由香烟引起的。一个高12米（40英尺）的集装箱能装下10米高的香烟，这就意味着每个容器将导致大约10人的死亡。如玉溪的红塔山工厂【中国】要对每年2.5万到3万死于肺癌的人负责。这个数目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死亡数目的两倍。

香烟制造商每出售一根香烟都会有一分的营利，这意味着一个香烟制造者的人生价值将会是10，000美元左右。

事实上，香烟的提升有益于健康。直到1906年，他们被列入制药百科全书，并证明他们有治疗咳嗽、感冒和肺结核的疗效（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将肺结核和烟草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初，有一个反香烟运动，但比起健康，人们更关注的是道德问题。妇女和儿童的吸烟人数持续上升，并越过了道德底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在1890年到1927年，香烟在美国的16个不同的州被禁用了。

于是，公爵的目光转向了海外。在1902年，他和他跨大西洋的竞争对手烟草帝国联手成立了英美烟草企业。包装和营销策略将因不同的消费者而调整，但香烟基本保持不变。十多年前，在福特T型汽车发明前，公爵就有了这个世界性的产品。

“对他来说曾经的全球化和我们通过麦克伊香烟而了解的全球化是一样的。”古德曼说，“所有的甘松和星巴克——这些都被公爵和他的香烟领了先。”

在今天，香烟市场仍在全球遍及，虽然世界富裕地区的吸烟人数在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香烟的需求量正在以每年3.4%的速度增加，这个导致香烟消费量的整体增长。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人们，如果不采取有效性措施，在今后的30年里，将有一亿的人会死于和香烟有关的疾病——多于死于艾滋病、肺结核、车祸或者自杀的人。

烟草和全球化的诞生

 

 

据说，公爵按照世界地图已经开始向中国进军，“在这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帝国。”

实现这一目标的是詹姆斯 托马斯。直到1952年，该公司被要求离开中国，英美烟草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到50%以下。1912年，托马斯得到了6万~1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40万~230万美元）的薪金。

伍斯特大学的霍华德考克斯说托马斯是第一个了解中国并通过建立关系网和互惠原则在那做生意的西方人。首先，香烟是从美国进口的，但制造业很快在中国发展起来。对考克斯来说，与其转让生产技术，不如让产品从殖民贸易向现代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发展。

托马斯从美国带来了自己的销售团队，但他也不惜代价和中国商行合资来开发他的产品。这种生意方式成为了现今打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的模范。

但我们能责怪布坎南公爵什么呢？毕竟，没人是被迫抽烟的，即使他们知道一旦开始抽烟，它是很难被戒掉的。

在近期的一本杂志上的一篇随笔《控制烟草》中，罗伯特争辩说，在烟草行业工作的许多人都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广告和那些卖香烟的便利店和药店很可能有致癌物质，在引起癌症的香烟公司工作的行政人员就像那些设计烟包的艺术家、公关和广告商们处理事情一样。”

对“大烟草”提起的成功诉讼往往会认为对烟草公司的产品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但对死于1925年的布坎南公爵来说，却不一样。

“我不会把香烟的消费问题归咎于他。”他的传记作家，鲍勃 德登，一个热切地指出公爵的积极性格特征的人，这样说道：“他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他十分热爱他的工作。”

那些仍然在试图找出公爵的丑闻的人不妨想想他做过的好事。他给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圣三一学院投资了100多万美元，这所学院在1924年改名为杜克大学（为了纪念詹姆斯布坎南公爵和他的父亲华盛顿公爵，另外一个捐助者）。

但如果不是布坎南公爵，美国人今天是不是也会嚼烟？现代的运动酒吧门口还会有痰盂吗？

古德曼认为世界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机械化的卷烟生产。布坎南的机器不是唯一的原型，如果公爵不抓住这次机会，还会有其他商人这样做的。

“我觉得他既是个英雄又是个大恶棍，布坎南公爵是一位英雄基于他对市场的了解，对人的了解，对价格的了解，和对广告的理解。在种意义上，他不是个小人。”古德曼说。

然而公爵的伟大成就是作为一名香烟的大批量生产和全球化的缔造者，他的传奇故事仍会继续笼罩在争议的阴影下。

“他制造了全世界的香烟。”古德曼说，“就是这些香烟，一直是20世纪的问题。”

 

 

在最近的票选中，超过了26%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对美国最危险的国度，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其中伊朗以16%的得票率位于第二，朝鲜以13%居其后）

但与此同时，“配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也就美国民众 对中国人的印象进行了询问，受访者对中国人持着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中国人身上散发着许多我们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美国性格”的特质——例如勤奋努力，争强好胜，爱国而且富有创造性。甚至其中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我们扬基球迷那么蛮横粗略，自私傲慢。

民众的这种分歧部分归因于我们书市上的相关宣传。有那么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马丁·亚克斯的《中国何时征服世界》或者皮特·纳瓦罗和格雷格·奥特瑞的那充满戏剧意味的《致命中国》，不过倒是也有一些相对平和，从个人经历出发的草根作品，例如皮特·海斯勒的《江城》以及张彤禾的《工厂女孩》。

“《中国人》：在高速变革的土地之上，记录这高速变革的生态”是属于第二类的一股新进力量。本书由15位作家记录各色中国人的随笔构成（包括海斯勒和张彤禾的作品）——这里面吉他教师，信道徒，酗酒的青年藏民，以及为外国游客创作廉价作品的画家。这本书正是试图从生活的最本质的那一层来捕捉中国人的点点滴滴。

一些话题要比其他书中所说的更具有吸引力。不过遗憾的是，每一章都仅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没有必要去刨根问底。

其中最有趣也是最令人感同身受的要属米歇尔·达蒙·罗亚卡对一名垃圾回收站辛苦工作的外来侨工的生动细致的刻画，以及印度记者阿南斯·克里斯南对一名维吾尔女生从新疆西部偏僻的小山村，到最终踏入离自己家2000英尺远的北京上大学的漫漫求学路的亲密记录。美中不足的是书里面并没有与他们采访故事相关的各种生动图片。

一些热心的读者们会发现其中的故事似曾相识，因为其中的作品由他们曾经发表的作品改编嫁接而来。埃文·艾斯洛斯那关于一名学习西方哲学的女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就是以2008年《纽约客》记录的那个曾经一度席卷互联网，带给人们震撼感受的那个有关民族主义的视频。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拉尔森那跃然纸上的环境女科学家挑战政府南水北调工程的故事，就是原创与2008年的《华盛顿月刊》。而张彤禾和海斯勒的作品，则分别是从2008年和09年就记录了的。

编辑安吉利·夏尔在编后语也承认“我们当初所接触的那些人，到现在为止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几年间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也还是有所提示的。正如本书标题下所注释的那样，中国和她的华夏儿女们正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所以4年的光阴，是有着相当的说服力的。

故事将追溯到新中国前而后来经历过动荡10年文革的人们，他们是新中国崛起的见证者——而现在早已年迈的他们面对大大小小的胡同又会想起当年童养媳的岁月，他们现在是受人尊敬的教授而当初却是那群被下放田间的知青。不过故事的内容难免会夹杂一些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来充实作品，如此渗水，作者自然有难言之隐。

《中国人》的编辑们很理智地没有想通过此书简短的文章来企图对中国13亿大人口有着全面的概括。毕竟，这15位中国形象没有一位出身官僚或者是政党公务员。对于女性刻画相对男性缺乏一点力度，这你要理解，这些故事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而不是中国人。

但是编辑们很聪明地集中选取材料来描述中国这个国度，正如杰富瑞·瓦瑟斯特论编辑所说的那样，“抓住机遇也好浪费机遇也罢，生活终究会发生里里外外的变化，要不解放变革，要不深陷泥沼。”

人们在动荡不安，高速行进的社会追寻自我，或忍受艰难困苦，或开启新天新地，或挑战权势，或仅仅是为了那层身份归属，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阅读此书，我们无法不心存感动——而感同身受。

《中国人》，赤色大地的深度观察。以美国的调查结果为参考，这一次的“中国人”一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都爱“如果我们利用我们头脑中未使用的部分，我们可以变的更智能或更具有创造力”的想法。可悲的是，克劳迪娅·哈蒙德带来一些坏消息。

这里有这么多医学上的荒诞说法我们可以选择是很惊奇的，但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看起来吸引了超过其公平份额的关注，那就是大脑。我最喜欢的大脑的荒诞说法之一，就是“我们仅使用了大脑的10%”这个想法。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因为它暗示了我们可以变得更智能，更成功或更具有创造力的可能性，如果你充分利用了被浪费的90%。这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努力地尝试，但是不幸的是，这不代表这里有任何真相在里面。

首先，问一个问题很重要——什么的10%？如果是人类参考的那10%大脑的区域，这是一个最易废除的想法。使用被称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技术，神经科学家们可以将一个人放置在扫描仪之下，看当人在做什么，或思考什么的时候，他们那部分的大脑是活跃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像是握紧手和松开说，或说一些简单的词语需要远超过10%的大脑活动。甚至在你觉得你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你的大脑也在做很多事情——无论是呼吸或心率那样的控制功能，还是回顾你待办事务清单上的项目。

但可能这10%是根据脑细胞的数量。这也是行不通的。任何神经细胞变成备用的时候——要不它退化了，要不他们就死光了，或者被临近其他区域移植。我们不能简单地让我们的大脑细胞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他们太宝贵了。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是资源的一个巨大消耗。根据认知神经科学家塞尔吉奥·德拉萨拉所说，保持脑组织活动要消耗我们呼吸的氧气中的20%。

这是一个事实，自然有时会涉及到一些奇怪的设计，但当头部的大尺寸对我们的生存是如此昂贵，如果没有可用的帮助，有时会在分娩过程中导致难产和产妇死亡时，进化出一个超过我们所需十倍的大脑则看起来非常奇怪。

然而有许多人固守“我们仅使用了大脑的10%”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的普遍，身为英国伦敦大学神经科学家的索菲·斯科特是急救课程的导师，因为这10%的“事实”，向整个儿班级保证，头部的损伤并不是那样严重。他不仅仅关于这10%错了，也在大脑损伤的影响上犯了错误。即使一点点小伤害也可能在一个人的能力上产生巨大影响。急救课程的导师可能并没有在指示一名课程中神经科学教授上讨价还价，但是斯科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不到头脑

那么，一个生物或生理基础若此薄弱的想法怎么能传播地如此广泛？很难去追查它的原始来源。美国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908年曾在《人类的能量》中提到过，“我们现在仅仅使用了我们可能的精神和物质资源的一小部分”。他是积极乐观的，人们可以实现的更多，但是他没有提及大脑体积或细胞的数量，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百分比。10%的数字则在戴尔·卡耐基1936年版的顶级畅销书《人性的弱点》之中出现，而且有时人们会说爱因斯坦是其根源。但是德拉·萨拉教授试图找到引用，即使那些在爱因斯坦档案馆工作的人都找不到关于此的记录。所以它似乎也是一个荒诞的说法。

这里有其他两个可能解释这个误解的现象。我们大脑中十分之九的细胞是所谓的神经胶质细胞。他们是支持性细胞，白质，为其他10%的细胞提供了物理和营养性的帮助，神经元，相比思考更补充了灰质。人们可能都听说过只有10%的细胞在艰苦努力，我们可以假设也能够利用神经胶质细胞。但这些完全是不同种类的细胞，他们不可能突然将自己转换为神经元，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脑力。

但这里有一组非常难得的患者，他们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非比寻常。在1980年，一个叫作约翰·劳伯的英国儿科医生在科学杂志中提到，他遇到了几乎没有任何脑组织的脑积水患者，还可以发挥作用。这当然不能表明我们中其余的人可以额外使用我们的大脑，只是这些人已经适应了这种特殊情况。

当然，这是真实的——我们把心思投入到其中时我们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并且在神经可塑性领域里有越来越的证据显示这能改变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军大脑的一个新领域。我们建立起神经细胞之间的新联系，或丢掉我们不再需要的旧联系。

我觉得关于这个荒诞的说法我发现最有趣的是，当你告诉人们这不是真的时，人们是多么的失望。可能10%这个数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如此之低，提供了大量提升的潜力。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并且我们努力，就能够变得更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寻找我们大脑中未使用部分的方法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