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2020年致股东公开信全文翻译

編者按:巴菲特所持有的投資理念和單純的投機投資是有很大區別的,所以他的公開信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推薦給大家。本文來自:新浪網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各位股东:

伯克希尔2019财年基于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盈利为814亿美元。具体而言,这一总数当中包含240亿美元运营盈利,以及我们所持有股票产生的37亿美元已兑现资本利得和537亿美元的未兑现资本利得。前列所有均为税后数据。

关于这537亿美元利得,必须做一个补充说明。根据2018年生效的新版通用会计准则,一家企业所持有的证券,即便是尚未兑现的利得和亏损净变化也必须计入盈利数据。正如我们在去年股东信当中所澄清的,无论是我,还是和我一起管理伯克希尔的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们对这种新规其实都持保留态度。

这种新规会被推出和采用,本质上说来,其实是标志着会计专业理念的一次重大改变。

2018年之前,通用会计准则坚持认为,除非一家企业的生意就是证券交易本身,不然的话,投资组合当中未兑现的资本利得任何时候都不该被计入盈利,而未兑现的亏损也只有在被认为是“非暂时性”的情况下才可以计入。现在,根据新规,伯克希尔必须将这些数据计入每个季度的盈利之中,不管这些证券的涨涨跌跌不管有多么起伏不定,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众多投资者、分析师和评论家来说,这也成了他们必须掌握的新知识。

伯克希尔2018年和2019年的具体数据其实正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对新规的判断的正当性。正如我们发布的数据所显示的,2018年是股市遭遇不顺的一年,我们未兑现的利得缩减了206亿美元之多,于是我们当年度的通用会计准则盈利就只剩下了40亿美元。至于2019年,如前所述,由于股票价格的上涨,我们未兑现的利得猛增了537亿美元,使得通用会计准则盈利达到了前面所报告的814亿美元。换言之,股市行情的变化使得我们的通用会计准则盈利猛增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900%!

然而,与会计世界不同的是,在我们认为的现实世界当中,伯克希尔所持有的股票总规模这两年一直保持在大约2000亿美元的水平,这些股票的内在价值也基本上都是在稳步而坚实地增长。

查理和我呼吁大家专注于运营盈利——我们的这一数据2019年较之前一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同时不要去在意投资的季度或年度的利得或亏损,不管是已经兑现的还是尚未兑现的。

我们的这种建议绝不是忽视或贬低伯克希尔这些投资的价值。查理和我都预计,我们的股票投资,虽然其一时间表现出的具体形态可能难以预测,高度不规律,但是长期角度而言,注定会为我们创造巨大的利得。我们为何会如此乐观?下面的章节将会展开讨论。

保留盈利的力量

1924年,一位名声并不是那么显赫的经济学家、理财顾问埃德加·劳伦斯 ·史密斯(Edgar Lawrence Smith)完成了一本《普通股的长期投资》(CommonStocks as Long Term Investments),这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册子,但是却改变了整个投资世界的面貌。事实上,撰写这本书的经历也改变了史密斯本人,迫使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信条。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最初想要说明的观点是,在通货膨胀周期当中,股票的表现要好于债券,而在通货紧缩周期当中,债券的回报则好过股票。看上去,这样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接下来,史密斯自己都吃了一惊。

事实上,在这本书的最开头,史密斯就承认:“这些研究本身就是对失败的记录——事实并不能支持预设的观点。”然而,这却是投资者的幸事,因为失败迫使史密斯更加深入地思考,去探索到底该如何评估股票的价值。

要把握住史密斯到底洞见了些什么,我想最好还是引述一段关于他著作的最早期评论,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一直读完全书,才大致搞清楚了史密斯先生最新奇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那些真正优秀的工业企业管理层是不会将他们每年所获的利润都全部派发给股东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哪怕不是所有年景,至少在好的年景下,这些企业都会留下一部分利润,将其重新投入到其业务本身。这样就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可靠的工业投资的复利运营模式。经年累月,这笔可靠的工业财富的真实价值就会以复利速度增长,更不必说股东们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股息。”

得到了这位经济学大家的加持,史密斯一夜成名。

在史密斯的这本著作出版之前,保留盈利的做法居然会让股东们都感到不满,这样的逻辑,今人已经很难理解了。毕竟,我们现在都知道,当年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大家族之所以能够积累起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财富,靠的就是保留住很大一部分企业盈利,将其投入未来的成长,创造出更大的利润。事实上,不光是这些巨头们,在全美的范围内,真不知有多少具体而微的资本家们是靠着重复同样的剧本而发家致富的。

然而,事实就是,在史密斯之前的年代当中,当企业所有权被分割成无数小片——“股票”,后者的购买者们通常都将自己的投资视作是针对市场行情变动的短期赌博,往最好听里说也不过就是投机而已——真正的绅士们青睐的是债券。

不管投资者们变聪明的速度有多么迟缓,到今天,保留盈利用于再投资的数学公式都已经被大家充分理解了。曾经被凯恩斯评为“新奇”的观念,对于现在的高中生都已经是常识了——将储蓄和复利结合,就可以创造奇迹。

在伯克希尔,查理和我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保留盈利。有些时候,这份工作其实是很轻松的,可是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份工作用“困难”来形容都嫌不足——尤其是我们面对着体量巨大,而且还在持续膨胀的现金的时候。

我们想要将自己所保留的这些资金投入使用,首选的目标就是投资于我们业已拥有的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生意当中。单单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伯克希尔的折旧支出就累计达到650亿美元,而内部的地皮、厂房和设备投资累计更达到1210亿美元。再投资于运营资产永远都是我们的优先考虑对象。

此外,我们还在持续寻求买进新的企业的机会,只要后者能够符合三个标准。首先,他们运营的净有形资本必须能够创造得体的回报。其次,经理人必须是德才兼备,既有能力又诚实。最后,买进价格必须合理。

一旦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企业,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会希望将其100%全部收购下来。遗憾的是,符合我们前面全部要求的大规模收购机会其实颇为稀有。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去把握住股市波动当中涌现出的机会,去收购那些符合标准的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往往并不能达到控股的程度。

无论我们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投资——是控股了这些企业,还是只通过市场购入了一大笔股权——伯克希尔的财务表现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我们所投资的这些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只不过,投资者必须明白,这两种投资方式在会计层面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

那些我们控股的企业(具体定义为伯克希尔持有50%以上股权),他们各自的盈利都会直接计入我们报告的运营盈利数据。各位看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盈利。

至于那些非控股企业,即我们拥有相当数量股票的企业,只有他们的股息才会被计入伯克希尔报告的运营盈利数据。当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保留盈利,用来投入运转、创造更多附加值,但是这一切都不会从伯克希尔发布的盈利数据当中直接体现出来。

在几乎所有其他的大企业财报当中,投资者都不会看到伯克希尔这种高度重视和列出“未实现盈利”的做法。可是,对于我们而言,这却是一项非常重大,不容忽略的内容,必须详细列出如下。

以下,我们将列出我们通过股市投资的10支最重要成份股。

显然,这些我们只是部分拥有的企业,我们最终能够记录下来的已兑现利得是不会与他们保留盈利当中根据“我们”持股比例计算出的结果准确对应的。虽然遗憾,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保留盈利也可能会无功而返。只不过,不管是根据逻辑常识,还是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都更加倾向于相信,这些企业和股票最终将实现的资本利得至少会与他们保留盈利当中属于我们的份额相当,很可能还会犹有过之。(需要补充的是,当我们最终卖掉这些股票,实现利得,我们必须按照当时的税率缴纳联邦所得税,目前的适用税率为21%。)

可以肯定地说,伯克希尔从这10家公司,以及我们做了股票投资的其他许多家公司所获取的回报未来还将以极不规则的形态持续呈现。有时可能是基于某家企业自身的问题,有时可能是因为股市大盘的缘故,亏损总会周期性发生。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时间段当中,我们的利得则可能会爆炸式增长,比如去年就是个例子。整体而言,我们投资兑现的保留盈利对于伯克希尔自身价值的增长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史密斯完全正确。

非保险业务

汤姆·墨菲(Tom Murphy)是伯克希尔的重要董事,他是史上伟大的企业经理人之一。很早之前,他就给过我一些有关收购的重要建议:“要获得优秀经理人的美誉,只需确保你收购的是好企业即可。”

多年来,伯克希尔收购了许多公司,最初我全部将它们视为“好生意”。” 但是,最后有些公司却令人失望,有不少简直是彻底的灾难。另一方面,有不少公司却超出了我的期望。

回顾我时好时坏的投资记录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收购就好比婚姻:当然,一开始婚姻是令人开心的,但随后,现实开始偏离婚前的期望。美妙的是,有些时候,新婚夫妇为双方带来了超出预期的幸福。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幻灭也来得很快。将这些画面放到公司收购上面,我不得不说,一般是收购者遇到不愉快的意外情况。在追求收购的阶段,我们总是容易满眼乐观。

按照这种类比,我想说我们的“婚姻”记录大部分还算差强人意,各方皆大欢喜,都很满意很久之前所做的决定。我们的一些合作关系如同田园般惬意。但是,有不少情况,事后很快会使我很纳闷我在“求婚”(编者注:意指提出收购)时到底在想什么,才会做出当时的决定。

幸运的是,我的许多错误导致的后果因大多数令人失望的业务所具有的特点而有所减小: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不佳”的公司趋于停滞,随即进入一种状态:即它们的业务对伯克希尔资本的需要占比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表现良好”的公司往往会继续增长,并以有吸引力的速度找到投资更多资本的机会。由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伯克希尔的投资胜出者使用的资产逐渐成为我们总资本的一部分。

我们拿伯克希尔最初的纺织业务为例,这是金融运作的一个极端例子。我们于1965年初获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而这个陷入困境的业务几乎需要伯克希尔的全部资本。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伯克希尔的未盈利纺织资产给我们的总体回报拖了严重的后腿。好在最终我们收购了一批“表现良好”的企业,1980年代初的这一转变使得萎缩的纺织业务仅占去了我们一小部分资本。

如今,我们将你们的大部分资金投在能为运营所需的净有形资产带来良好乃至优异回报的可控制企业。我们的保险业务一直是佼佼者。这一业务具有特殊的特征,赋予其校准成功的独特指标,这是许多投资者不熟悉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节再作具体讨论。

在接下来的几段中,我们将各种非保险业务按收入规模分组(扣除利息、折旧、税项、非现金补偿、重组费用之后 –所有这些令人讨厌但非常实际的成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和华尔街有时会告诉投资者们不要理会)。你们可在K-6 – K-21和K-40 – K-52页上阅读有关这些业务的更多信息。

我们的BNSF铁路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 BHE”) – 伯克希尔非保险业务的两大领头羊– 2019年的共计收入83亿美元(仅纳入我们占BHE的91%份额),较2018年增长6%。

按照盈利排名(但下文中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接下来的五家非保险子公司ClaytonHome、International MetalWorking、Lubrizol、Marmon和PrecisionCastpart在2019年的总盈利为48亿美元,与它们在2018年的收入相比变化不大。

再下来的五家子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Automotive、Johns Manville、NetJets、Shaw和TTI,同样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2019年的总盈利为19亿美元,高于2018年的17亿美元。

伯克希尔拥有的其余非保险业务——此类业务有很多——2019年的总盈利为27亿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为28亿美元。

2019年,我们控制的非保险业务净收入总额为177亿美元,较2018年的172亿美元增长了3%。收购和出售对这些结果几乎没有净影响。

我必须补充一点,强调伯克希尔公司的广泛业务范围。2011年,我们收购了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Lubrizol公司,这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石油添加剂的公司。2019 年9月26日,Lubrizol所属的一家法国大型工厂遭遇了一场大火。

这场大火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路博润的业务也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即使如此,公司的财产损失和业务中断损失将通过路博润大量的保险追偿得到缓解。

但是,正如已故的保罗·哈维(Paul Harvey)在他著名的广播节目中所说的,“接下来是故事的结局。”

Lubrizol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是伯克希尔旗下的公司。

在马太福音6:3中,圣经指示我们:“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你们的董事长显然是遵照了圣经的嘱咐。

财产/意外险

1967年以来,财产/意外险(P/ C)业务一直是伯克希尔业绩增长的引擎。1967年,伯克希尔以860万美元收购了国民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及其姊妹公司国民火灾及海事保险公司(National Fire&Marine)。

如今,以净资产衡量,国民保险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财产/意外险公司。保险业务重在履行承诺,而伯克希尔履行承诺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

我们被P / C业务吸引的原因之一是该行业的商业模式:P / C保险公司先收取保费后赔付。在极端情况下,一些理赔(如接触石棉,或严重的工作场所事故)的赔付可能持续数十年。

这种“先收取保费,后赔付”的模式让P / C公司持有大笔资金 – 我们称之为“浮存金” – 最终会赔付给其他人。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会将这笔浮存金拿去投资获利。虽然个人的保单和理赔来来去去,但保险公司持有的保费收入相关的浮存金一般较为稳定。因此,随着保险业务的增长,浮存金也随之增长。下表所示为浮存金的具体增长情况:

我们偶尔也会遇到浮存金回落。如果浮存出现下滑,下滑幅度将是非常缓慢的- 单一年度最多不超过3%。我们的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拥有的现金资源肯定可以满足短期或即时的偿付需求。这种结构是精心设计的,是我们保险公司无与伦比的财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方面的能力绝不会受到冲击。

如果保费收入超过我们的费用和最终损失的总额,保险业务就实现承保利润,从而增加浮存金产生的投资收入。当赚得这样的利润时,我们就可以使用免费资金,而且更好的是,我们还会因为持有这些资金而获得回报。

对于整个财产与意外险行业而言,目前浮存金的财务价值远低于多年前。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财产与意外险企业的标准投资战略都严重且恰当地倾向于高级别债券。因此,利率变化对这些企业至关重要,而在过去十年里,债券市场提供的利率低得可怜。

由于保险公司年复一年地被迫(通过到期日或发行人赎回条款)将其“旧”投资组合转换成收益率更低的新持仓,所以保险公司也受到了影响。这些保险公司曾经可以安全地从每一美元的浮存金中赚取5美分或6美分,但现在他们只赚到2美分或3美分(如果他们的业务集中在深陷负利率泥潭的国家,甚至更少)。

一些保险公司可能会试图通过购买低质量债券或承诺高收益的非流动性“另类”投资来减少收入损失。但是,这些都是危险的游戏和活动,大多数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装备参与这样的危险游戏和活动。

伯克希尔的情况总体上比保险公司要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巨额资本、充裕的现金和多样化的非保险收入,使我们拥有比业内其他公司更大的投资灵活性。我们拥有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总是对我们很有利,有时会给我们提供重大的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的财产与意外险公司有着良好的承保记录。在过去的17年里,伯克希尔有16年实现了承保利润运营,只有2017年例外,当时我们的税前亏损高达32亿美元。在整整17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税前利润总计275亿美元,其中2019年实现了4亿美元。

这种记录并非偶然:严格的风险评估是我们保险经理日常关注的焦点,他们知道,糟糕的承保业绩可能会淹没浮存金的回报。所有保险公司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但在伯克希尔,这是一种宗教,旧约风格的宗教。

正如我过去一再做过的那样,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保险业的美好结局远非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在未来17年的16年里,我们几乎肯定不会获得承保利润。危险总是隐藏其中。

评估保险风险的错误可能是巨大的,可能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和成熟。一场使卡特里娜飓风和迈克尔飓风相形见绌的大灾难将会发生,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几十年后。“最大的灾难”可能来自传统来源,如风或者地震,也可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比如网络攻击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保险公司目前的预期。当这样的大灾难来袭时,伯克希尔就会得到它的损失份额,而且损失将会很大,非常大。然而,与许多其他保险公司不同,处理损失不会接近于耗尽我们的资源,我们将急于在第二天就增加我们的业务。

闭上眼睛,试着想象一个可能会产生动态财产与意外险保险公司的地方。纽约?伦敦?硅谷?

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怎么样?

2012年末,我们保险业务非常宝贵的经理阿吉特-杰恩(Ajit Jain)打电话告诉我,他将以2.21亿美元(约合当时公司的资产净值)的价格收购宾夕法尼亚州那个小城的一家小公司 – GUARD Insurance Group。他还说,GUARD首席执行官赛-福格尔(Sy Foguel)将成为伯克希尔的明星。GUARD和赛都是我的新名字。

转眼之间:2019年,GUARD的保费收入达到19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了379%,承保利润也令人满意。自从加入伯克希尔以来,赛带领公司进入了新产品和新地区,并将GUARD的浮存金增加了265%。

1967年,奥马哈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财产与意外险的巨头跳板。威尔克斯-巴里很可能会带来类似的惊喜。

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Berkshire HathawayEnergy)

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正在庆祝其在我们旗下的第20个年头。周年纪念日表明我们应该在赶超公司的成就。

我们就从电价这个话题开始。当伯克希尔在2000年进入公用事业领域时,它收购了BHE 76%的股份,该公司在爱荷华州的居民客户的平均千瓦时电价为8.8美分。

自那之后,居民客户的电价每年上涨不到1%,我们承诺,到2028年,基本电价不会上涨。相比之下,爱荷华州另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情况是:去年,该公司对居民客户收取的电价比BHE高出61%。最近,公用事业公司的费率上涨,将使这一差距扩大到70%。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在将风能转化为电能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2021年,我们预计BHE在爱荷华州的运营将通过其拥有和运营的风力涡轮机产生约2520万兆瓦时的电力。这样的电力产量将完全满足其爱荷华州客户的年度需求,其约为2460万兆瓦时。换句话说,我们的公用事业公司将在爱荷华州实现风能自给自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荷华州的另一家公用事业公司,风力发电不足总发电量的10%。此外,据我们所知,到2021年,无论在哪里,其他投资者拥有的公用事业公司都不可能实现风能自给自足。2000年,BHE服务于农业经济;如今,它的五大客户中有三个客户是高科技巨头。我认为,他们在爱荷华州建厂的决定部分是基于BHE提供可再生、低成本能源的能力。

当然,风是断断续续的,我们在爱荷华州的叶片只转动了部分时间。在某些时段,当空气静止时,我们依靠非风力发电的能力来保证我们所需的电力。在情况相反的时候,我们将风能提供给我们的多余电力卖给其他公用事业公司,通过所谓的“电网”为他们服务。我们卖给他们的电力替代了他们对碳资源的需求,比如煤或者天然气。

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与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和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共同持有BHE 91%的股份。自从我们收购以来,BHE从未向伯克希尔哈撒韦支付过股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BHE保留了280亿美元的盈利。这种模式在公用事业领域是个例外,公用事业公司通常会支付高额股息,有时甚至超过80%的盈利。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投资的越多,我们就越青睐它。

今天,BHE拥有运营人才和经验来管理真正的大型公用事业项目,这些项目需要1000亿美元或更多的投资,能够支持造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股东的基础设施。

投资

以下所列出的是截至去年年底我们所持市值最大的15只普通股。在此,我们排除了卡夫亨氏的持股(325442152股),因为伯克希尔本身只是控股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用“股权”的方法来解释这笔投资。在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上,若按通用会计准则计算,伯克希尔所持卡夫亨氏的股份价值138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12月31日伯克希尔在卡夫亨氏经审计的净值中所占份额。到去年年底,我们在卡夫亨氏的持股市值仅为105亿美元。

伯克希尔持股市值最大的15只股票(截止2019年12月31日):

* 不包括伯克希尔子公司的养老基金所持有的股份。

** 这是我们的实际购买价格,也是我们的计税基础。

***包括对西方石油公司数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这笔投资由优先股以及可购买普通股的认股权证组成。

查理和我都没有把以上这些股票(总计持股市值2480亿美元)当作是精心收集的潜力股。当前这场金融闹剧将要结束,因为“华尔街”的降级、美联储可能采取的行动、可能出现的政治动向、经济学家的预测,或者其他任何可能成为当前热门话题的东西,都将终止这场闹剧。

相反,我们把这些公司看作是一个我们进行部分持股的集合。若按加权计算,这些公司运营业务所需的有形净资产净利超过20%。这些公司不需要过度举债就可以盈利。

在任何情况下,那些规模巨大、成熟且易于理解的企业的订单回报率都是引人瞩目的。与很多投资者在过去十年里所接受的债券回报率(比如说3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2.5%或更低)相比,这些公司的回报率的确令人感到兴奋。

查理和我从来不喜欢玩预测利率的游戏,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一年、十年或三十年里利率的平均值是多少。我们或许有些偏见地认为,在这个话题上发表意见的权威人士,恰恰是通过这种行为,透露出的更多的是和他们自己有关的信息,而不是关于未来的信息。

我们可以说的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当前利率接近的利率占上风,公司税也维持在企业当下正在享受着的低水平,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的表现将远远好于长期固定利率债务工具。

在给出这一乐观预测的同时,我们也要发出一项警告:未来股价可能会发生任何变化。有时,股市会暴跌,幅度可能是50%,也可能会更大。但是,对于那些不用借钱来炒股、且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来说,去年我曾在文章中写过的“美国经济顺风车”,再加上史密斯所谓的“复合奇迹”,会助推股票成为更好的长期选择。其他人呢?当心!

未来的路

30年前,我的朋友约瑟夫·罗森菲尔德(家住美国中西部),收到了当地一家报纸发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让罗森菲尔德很恼火,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报纸直截了当地要求乔提供一些生平数据,准备在他去世后用在他的讣告中。罗森菲尔德没有回信。接下来怎么样呢?1个月后,他收到了那家报纸发来的第二封信,而且还是封加急信。

查理和我很糟就已经进入了类似的“加急”阶段。对于我们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喜讯。但是,伯克希尔的股东们不必焦虑:你的公司已经为我们的离开做好了百分百的准备。

我们之所以如此乐观,主要基于五大原因:

第一,伯克希尔的资产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全资或部分拥有的企业身上,这些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吸引人。

第二,伯克希尔将旗下所控制业务定位在一个单一实体,这种现状赋予了该公司一些重要且持久的经济优势。

第三,伯克希尔将一如既往地以一种可让本公司抵御极端外部冲击的方式来管理财务事务。

第四,我们拥有经验丰富且忠心耿耿的顶尖经理人。对于他们来说,管理伯克希尔远远不止是一份高薪和/或有声望的工作。

第五,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你们的监护人——一直专注于股东的福利,以及培育一种在超大型企业中很罕见的文化。(拉里-坎宁安和斯蒂芬妮-古巴在合著的新书《信任的边缘》中探讨了这种文化的价值。在我们的年会上,可以看到这本书。)

还有一些特别实际的原因促使查理和我想要确保伯克希尔在我们离开后的日子里继续繁荣昌盛:芒格家族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规模,远超过该家族的其他投资;我高达99%的净身价靠的是伯克希尔股票。我从来没有卖过伯克希尔股票,以后也不打算这么做。

除了慈善捐赠和送人小礼物之外,我唯一一次动过伯克希尔股票,是在1980年。当年,我和其他被选出的伯克希尔股东们,用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换了伊利诺斯州一家银行的股票。早在1969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这家银行。1980年,因为银行控股公司法的变化,我们必须卸载该行。

今天,我在遗嘱中已经明确指明了执行人——以及在遗嘱关闭后接替他们管理我的遗产的受托人——不要出售伯克希尔股票。我的遗嘱还免除了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的责任,因为他们要维持的显然是极度集中的资产。

根据我的遗嘱,执行人以及受托人每年会将我的一部分A股转换成B股,然后将B股分发给不同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将被要求迅速分配所获得的捐款。总的来说,据我估算,在我去世12年-15年后我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会进入市场。

没有我遗嘱的指令,直到安排好的分配日期之前,我所持有的所有伯克希尔股票应该不会易主。在安排好的日期,我的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将会在他们的临时控制下出售伯克希尔股票,并且对到期的美国国债进行再投资。这样的策略将使受托人免受公众的批评,也免于因未能按照“谨慎的人”标准行事而承担个人责任的可能性。

我本人感到安心的是,在处置期内,伯克希尔的股票将可提供一种安全的、有回报的投资。也许会发生一些事件证明我是错的,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忽略不计。但我相信,与传统的行动方案相比,我的指示很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

就我“只限伯克希尔”的指示而言,其关键在于我对伯克希尔的董事们未来的判断力和忠诚度抱有信心。他们经常都会面临华尔街人士的考验,与其争夺服务费。对许多公司来说,这些华尔街“超级销售员”可能会胜出。但我预计,在伯克希尔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董事会

近年以来,企业董事会的构成及其宗旨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前,有关董事会责任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在律师们之间展开;而在今天,机构投资者和政治家们也加入了进来。

就讨论企业治理的问题而言,我的资历包括,在过去62年时间里,我曾担任21家上市公司(详见下文横线以下部分)的董事。除了两家公司之外,我在其他公司中都持有并代表着大量股权。在少数公司中,我曾试图实施重要的改变。

在我服务于这些公司的最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董事会中很少会有女性,除非她代表着企业的控股家族。应该指出的是,今年是第19修正案出台100周年,该修正案保障了美国妇女投票发声的权利。她们在董事会中获得类似地位的工作则仍在进行中。

多年以来,许多有关董事会组成和职责的新规则和指导方针已经出台。然而,董事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一如既往:找到并留住一位才华横溢的首席执行官——当然,还需要诚实正直的品质——并将自己的整个商业生涯都奉献给公司。通常情况下,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一旦董事们做对这件事情,其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如果他们搞砸了这件事……

审计委员会会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几乎总是以严苛的态度看待这项工作。尽管如此,但是这些委员会的目标与管理者的期望不符,这实际上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收益“指导”的祸害和首席执行官“达到预期数字”的愿望鼓励了这一行为。根据我与曾与公司数字CEO打交道的直接经验(谢天谢地,只是有限的经验)表明,更多情况下,他们通常是自我推动,而不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渴望。

薪酬委员会现在比以往更多地依赖顾问。因此,补偿安排变得更加复杂-哪个委员会成员能够解释为一个简单的计划年复一年地支付大笔费用?而且阅读代理材料已成为一种令人麻木的经历。

公司治理方面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改进已得到授权:定期组织董事“执行会议”,禁止首席执行官参加。在此之前,很少有关于首席执行官的职能,收购决策和薪酬的坦率讨论。

收购提案对于董事会成员而言仍然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进行交易的法律流程已得到完善和扩展(也恰当地描述了相关的费用)。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渴望进行收购的首席执行官会招来一位熟悉内情且理智的批评家来反对他。是的,这一点也包括我在内。

伯克希尔、Blue Chip Stamp、Cap Cities-ABC、可口可乐、Data Documents、Dempster、General Growth、吉列、卡夫亨氏、Maracaibo Oil、Munsingears、奥马哈国民银行、Pinkerton’s、PortlandGas Light、所罗门公司、Sanborn Map、TribuneOil、美国航空、Vornado、华盛顿邮报公司、Wesco Financial。

总体而言,如今台面上摆满了首席执行官和他/她员工们喜闻乐见的交易方案。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聘请两名“专家”收购顾问(一名赞成,一名反对)向董事会传达他或她对拟议中交易的看法将是一项有趣的做法。比方说,最终意见获得采纳的顾问将获得另一位顾问酬劳的10倍作为奖励。但不要屏息等待这项改革(的到来):当前的制度,无论对股东来说有什么缺点,对首席执行官和许多享受交易的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士来说都非常有效。当我们考虑到华尔街的建议时,一个古老的警告永远是正确的: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

多年来,董事会“独立性”已成为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话题。然而,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关键点几乎总是被忽视,那就是董事薪酬现在飙升到了一个水平,一个不可避免地使薪酬成为影响许多并不富裕董事成员潜意识行为的水平。试想一下,一位董事一年六次左右,花上几天“舒适”时间开董事会会议,收入就可以在25万至30万美元之间。通常,拥有一个这样董事职位人的收入是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三到四倍(我曾错过了这样一个富足的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PortlandGas Light的董事,我每年的服务报酬为100美元。为了赚到这笔可观的收入,我每年需要往返缅因州四次)。

现在(董事)工作有保障吗?是的。董事会成员可能会被“礼貌地”忽视,但他们却很少被解雇。取代之的是,相当宽松的年龄限制(通常是70岁或更高)被视为是礼貌驱逐公司董事的标准行事方法。

难怪一位不富有的董事(non-wealthy director,简称“NWD”)现在希望、甚至渴望被邀请加入第二家公司的董事会,从而帮助自己跃升至50-60万美元的收入阶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NWD将需要一些帮助。一家寻找董事会成员的公司CEO几乎肯定会向NWD的现任CEO核实NWD是否是一个“好”董事。当然,所谓的“好”只是个暗号。如果NWD严重挑战他/她现任CEO的薪酬或收购梦想,他/她的(董事)候选人资格将悄无声息地抹去。在寻找董事时,首席执行官们并不是在寻找斗牛犬,只有可卡犬会被带回家。

尽管不合逻辑,但如今几乎所有董事都被归类为“独立(董事)”,然而许多拥有与公司兴衰密切相关的董事又被认为缺乏这一独立性。不久前,我查看了一家美国大公司的委托书材料,发现有8名董事从未用自己的钱购买过该公司股票(当然,他们得到了股票奖励,作为自己丰厚现金薪酬的补充)。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表现)落后,但董事们待遇却非常好。

当然,用自己的钱购买所有权并不能创造智慧,也不能确保商业成功。然而,当我们投资组合内公司的董事有用他们自己钱购买股票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获赠时,我会感觉更好。

在这里,我应该停顿一下:我想让你知道,这些年来我见过的几乎所有董事都很像样、讨人喜欢且聪明。他们衣着光鲜,是好邻居、也是好公民,我很享受他们的陪伴。在这群人中,有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共同的董事会服务,我是不会认识他们的,他们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

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中有许多是我永远不会选择来处理金钱或商业事务的人。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游戏场。

反过来,他们也永远不会在拔牙、装修房子或改善高尔夫球技方面向我求助。此外,如果我被安排在“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节目中露面,我会立即寻求证人保护计划的庇护。我们总会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无所建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无所建树的)清单很长。但需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如果你是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美国国际象棋棋手),你必须为了钱而下棋。

在伯克希尔,我们将继续寻找精通商业的董事,他们以主人翁精神为导向,并对我们的公司有强烈的特定兴趣。思想和原则,而不是机器人(17.000, -0.34, -1.96%)般的“流程”将指导他们的行动。当然,在代表你的利益(进行投资)时,他们会寻找用心取悦客户、珍惜自己同事、努力成为自己所在社区和国家好公民的经理人。

这些目标并不新鲜。这是60年前有能力CEO们的目标,现在仍是如此。否则又有谁该具备这些能力呢?

其他内容

在过去的报告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股票回购的意义和无用性。我们的想法归结为:伯克希尔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回购股票:a)查理和我认为它的售价低于其价值,以及b)公司在完成回购后,仍会拥有充足的现金。

(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很不精确。因此,我们两人都没有对以非常真实的95美分购买估值为1美元的商品感到任何紧迫性,。2019年,伯克希尔的价格/价值等式有时是适度有利(股票回购)的,我们花了50亿美元回购了公司约1%的股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伯克希尔的股票数量下降。如果股价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继续发生,我们很可能会在回购股票上变得更加积极。然而,我们不会在任何水平支撑股价。

持有价值至少2000万美元A类股或B类股,并有意向伯克希尔出售股票的股东可能希望他们的经纪人联系伯克希尔的马克·米勒德(Mark Millard),电话是402-346-1400。我们需要您在打定主意出售股票的情况下,在中部时间上午8:00-8:30或下午3:00-3:30之间给马克打电话。

2019年,伯克希尔向美国财政部汇出36亿美元,用于支付当前所得税。同期,美国政府收到了2430亿美元的企业所得税。从这些统计数据中,你可以为你的公司缴纳了美国所有公司缴纳联邦所得税的1.5%而感到自豪。

55年前,当伯克希尔进入当下的企业集团结构时,公司无需缴纳联邦所得税(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此前十年里,这家苦苦挣扎的企业录得净亏损)。从那时起,由于伯克希尔保留了几乎所有的收益,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已不仅仅是公司股东,联邦政府也同样受益。(因为)在未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希望并期待着向财政部上缴更大的金额。

在A-2-A-3页,您可以找到我们将于2020年5月2日举行年会的详细情况。像往常一样,雅虎将在全球范围内直播这一活动。然而,我们的形式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股东、媒体和董事会成员建议,让我们的两位关键运营经理阿吉特·贾因(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在年会上有更多的曝光率。这一变化非常有意义。无论是作为经理人还是个人,他们都是杰出的个体,你应该从他们那里听到更多。

今年发送问题给我们三名长期任职新闻人员的股东可以指定向阿吉特或格雷格提出问题。就像查理和我一样,他们也将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

记者将与观众轮流提问,观众也可以直接向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提问。所以,请擦亮你的獠牙。

今年5月2日,欢迎来奥马哈。在这里见见你的资本家同行,购买一些伯克希尔产品,尽情享受。查理和我,还有整个伯克希尔家庭都期待着见到你。

2020年2月22日

沃伦·E·巴菲特。

董事局主席

人民日报海外版:电子支付时代 我们依然需要现金

今年4月底,央行宣布将于2019年8月30日起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消息一出即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表示,在电子支付时代,纸币和硬币已经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还需要现金吗?

近年来,随着刷卡支付、手机支付甚至刷脸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现金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在下降。进入2017年,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商将“无现金”概念炒得火热,“无现金社会”“无现金日”等说法一时充斥网络,一些拒收现金的案例频现报端。电子支付本是件好事,但也不能因此否定现金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现金在今天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这首先是由其法定地位决定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是我国法定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绝使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在各类支付场景中,现金的使用范围最广,不管使用者是谁,有没有开通电子支付,也不管支付对象是谁,任何人都不必担心无法用现金交易。现金体现国家信用,是交易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要对拒收现金的行为坚决说不。尽管移动支付有其优势,但从应用场景普适性来看,还是现金最强。

其次,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于特定人群,在特定交易场景,现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电子支付覆盖存在盲区和死角。现金在一些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交易市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无现金社会”并未全面到来。即使在一些长期推行电子支付的发达国家,现金也依然存在。从使用者角度说,一些中老年人用起手机支付来感到困难,有的没有智能手机,不具备使用条件;有的认为电子支付不像现金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觉得不安全;有的觉得用起来麻烦,还得麻烦子女指导。对他们来说,现金依然非常重要。此外,遇到手机没电、忘带手机、停电等情况时,现金交易的可靠性就凸显出来了。

除了交易功能外,现金还凝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的名片和国家形象展示的平台,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各国货币千差万别,有的上面印有开国领袖或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画像,有的印有当地物产与自然风光,有的印有本国人民的画像,不一而足。由此可见,现金在具有交易功能的同时,也是该国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乃至国家政治的生动呈现,这也是很多游客到国外旅行喜欢收集当地货币留作纪念的原因。

总而言之,不同支付方式有其不同的功能定位和使用场景,不可厚此薄彼,向现金举红牌,说“OUT”。中国已经形成现金、银行卡、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并存的多样化支付工具体系,多元支付的和谐发展将是未来交易市场的主导趋势。

首頁的默認搜索為何是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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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直習慣用百度,而我本人很喜歡用谷歌的,很早以前就發現百度的結果和骨骼的不一樣了,後來百度出了競價排名,廣為詬病,而谷歌的算法依然優秀.但是,由於國內的用戶無法訪問谷歌,國外的用戶又不喜歡用百度,除了那些習慣了百度又出了國的孩子們.

所以,折中一些,還是選擇了Bing.這個搜索引擎是微軟主導開發的,有一些原創的功能還是很不錯的,當然,如果你主動更改搜索引擎為其他的,且不適在無痕模式下瀏覽,下一次,你依然可以默認你自己更改的版本為主要.

为什么互联网的英语应该是“internet”,而不是“Internet”?

作者:方可成 授權 新青年-Review轉載.
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1649922

经常阅读外媒的人最近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从今年6月开始,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在内的多家美国主流媒体都做出了一个拼写上的改变——Internet(互联网)的第一个字母不再大写,统一改成“internet”。

这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争吵和拉锯的最新动向。尽管你的Word还在不厌其烦地把你输入的“internet”自动更正为“Internet”,但大I变小i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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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首字母大写的拼写方式往往被用于专有名词(比如生产iPhone的苹果公司Apple),而其他表示普遍事物的名词(比如树上结的苹果apple)则都是小写。所以,从“Internet”变成“internet”,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学现象,更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它到底更接近苹果公司,还是树上的苹果?

小写阵营的决定性胜利

关于internet的首字母到底应该大写还是小写的争论,至少从2002年就开始了。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Joseph Turow把自己新书里的“Internet”都改成了“internet”。他获得了MIT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支持,《纽约时报》也跟进做了报道,但这种拼写方式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主流。

概括而言,北美之外的媒体比美国媒体更早采用小写的i。《卫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BBC等英国媒体,以及《南华早报》、《悉尼晨锋报》等出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地区)的媒体,都早已加入小写阵营。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路透社还在坚持大写I。

新潮的网络媒体也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小写的internet,比如BuzzFeed、Vox、Quartz和Gawker。但也不尽然,比如赫芬顿邮报、FiveThirtyEight、The Daily Beast就属于大写阵营。

《连线》杂志的例子最为有趣。2004年,这家全球知名科技媒体高调宣布:“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大写internet这个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Internet”又重回《连线》——因为这家杂志被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买了下来,新老板要求编辑们改回大I,直至今日。

虽然大写I和小写i的两个阵营不断来回拉锯,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有利于小写阵营的。语言学家Susan Herring曾经做过统计,她在检索牛津英语语料库(其中收录了大量语料,从学术论文到媒体文章到网站评论)之后发现:2000到2012年之间,平均而言,“Internet”的使用率比“internet”高一倍;然而,从2012年开始,“Internet”的领先优势急剧缩小,直到2015年底,“internet”已经追平。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的加入,是小写阵营的最新胜利,也是决定性的胜利。美联社的写作风格手册(AP Stylebook)被全球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奉为圣经,今年6月出版的新版手册会将internet的拼写方式迅速推广到全球。2

“留声机”也曾经被大写

为什么Internet会逐渐变成internet?语言学家给出了不少解释。

有人说,这是现代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来越简单、易用。比如,电子邮件原来被写作“electronic mail”,后来简写成“e-mail”,再后来,中间的小连字符索性也被扔掉了,“email”变成通用的写法。

同样,“Web log”变成了“weblog”,最后变成“blog”;“on-line”变成了“online”。人总是懒惰的,能省则省,能少按一下shift键也是好的。

也有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小写internet给读者带来的好处——在英语阅读中,大写字母就好像道路上突然出现的减速带,非常影响阅读和理解的效率。所以,能小写就尽量小写吧。

还有人发现,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其大写,后来随着该事物被普遍接受,人们又转向小写。留声机(phonograph)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刚出现时,P是被大写的。

互联网是和水、电一样的存在

这些技术层面的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从大I到小i的转变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其实,internet这个词刚出现的时候是被小写的。根据1974年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这个词指的是任何由多台计算机连接而成的网络。

后来,internet被大写,因为人们用它来指称其中一个具体的网络,也即脱胎于美国国防部项目ARPANET、后来发展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国际互联网的那一个网络。Internet成了专有名词,指的不是任何计算机网络,而是我们所使用的那个网络。就好像美国人在提到宪法的时候,如果用大写的“the Constitution”,那么指的就是美国宪法;如果用的是小写的constitution,那么指的就是宪法这样一种普遍事物。

然而这样的区分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个互联网”、“那个互联网”的区别,我们所有人使用的都是同一个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就好像如果全世界使用的都是同一部宪法,那么再区分“the 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已经没有意义了。

从大I变成小i,也是在重申互联网的公共性:它和水、电、天然气一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它应该属于所有人,政府应该像提供水电供应一样提供互联网接入。水、电、天然气,没有一个是大写的,互联网也不应该被大写。

十几年前,当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Joseph Turow把自己书里的“Internet”都改成“internet”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把互联网这个词大写,看起来太像是某个商品品牌了,就好像是用Kleenex(舒洁)代替纸巾这个词、用Frigidaire(北极牌)称呼冰箱一样,有一种将公共品进行私有化的感觉。

在这个商业公司控制着绝大部分互联网流量、威权政府不断攫取所谓“互联网主权”的年代,有一批西方知识分子正在重提互联网的公共性。《纽约时报》和美联社在这个时候改变internet的拼写方式,或许能够提醒大家:互联网是小写的,因为它是水,是空气,属于全体民众;它不应被大写,因为它不再是政府项目,也不是商业品牌,不应被某个政权、某家企业占有。

(本文首发于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