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公爵:现代香烟之父

詹姆斯·公爵:一个制造雪茄的烟鬼

 

它(香烟)看起来是无害的,白色的,8厘米(3英寸)长,像孩子的手指那么宽——但没有其他产品像香烟一样被人们抵触。 谁发明了香烟,它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那他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美国外科医生奥尔顿·奥克斯纳回忆道,1919年,当他还是个医科学生的时候,他的班级被要求对肺癌患者的尸体进行剖析。当时,这种疾病是非常罕见的,并且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但在2000年的时候,每年约有11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单是香烟引起这种疾病的比例就占85%。

“香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致命的人工制品”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 普洛克特说,“在20世纪,它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万。”

烟草史上的创始人约旦古德曼说道,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指责别人时是很谨慎的,“但我很自信的认为,在香烟的历史上,詹姆斯·布坎南公爵——也被称为巴克公爵——应该为20世纪的香烟现象负责。”

公爵不仅帮助发明现代香烟,他还开创了营销和分销系统,使其在每一块大陆上都得到了成功。

在1880年,公爵24岁的时候,他加入了烟草企业,并得到一个合适的职务——制作卷好了的香烟。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一个小团队,扭转并结束了杜伦公爵的手卷香烟的时代。

两年后,公爵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开始和一个叫做詹姆斯·邦萨克的年轻技工一起工作,詹姆斯说他能让香烟制作机械化。杜克深信人们会喜欢抽这种巧妙制作的香烟,准确的说是机器制作的整齐匀称的香烟。

邦萨克的机器在烟草工业上实现了突破性的改革。

 

Bonsack's cigarette rolling machine

 

 

 

 

罗伯特·劳林说:“它其实是一根无限长的香烟,要及时剪成适当的长度。”这个开放性的结果意味着它必须要“化学添加剂来保持湿度。”他们添加了甘油、糖、糖蜜和化学物品来防止它们干燥。

妇女是自由的!(1929)

 A 1929 ad for Lucky Strike targeting women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 凯 杰克勒解释了在20世纪早期,女人是怎样被劝说抽上香烟的。

烟草工业遇到了难题。你不能以你的方式劝说女人抽烟——你必须改变原有文化的价值观。

一个女人在街角上抽烟是在糟蹋你的名声。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永远不会在公众场合抽烟。

爱德华 贝尔内——其实是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家族的一员——忙着为美国烟草公司找出一个使女人可以抽烟的公共关系策略。

因此,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雇佣了一群年轻的女性在第五大道上进行复活节游行、高举“自由的火炬”——她们的香烟。此后,这便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

但是保持香烟的湿润并不是邦萨克呈现给公爵的那套装置的唯一挑战。比起他工厂里的女工轮班最多卷200支香烟,这台新机器每天生产12万支香烟,几乎是当时美国五分之一的消费量。

“问题是香烟的生产量远多于销售量,他必须想办法如何捕获这个市场。”古德曼这样说。

他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中找到了答案。公爵赞助赛事,在选美大赛上免费发放他的香烟,并在新“光泽”(第一部杂志)上为他的香烟发广告。他也承认:极具收藏价值的香烟卡和得到生产权利一样重要。仅在1889年,他在营销上就花费了8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

邦萨克保留了他机器的专利权,但为了感谢公爵在改良机器上的支持,他让出30%的折扣。

这种竞争优势,加上大力的推广——这是公爵早期成功的关键。就像他曾怀疑的那样,人们喜欢机动制作的香烟。它们有着现代感,并且更卫生——在竞争上,它优越于雪茄:雪茄是使用人的双手和唾液制造的。

但即便在到1900年的十五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翻了两番,但仍有大量的烟草正在被咀嚼或者正通过烟斗和雪茄,它仍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他挖掘到了香烟在与雪茄、烟斗密切相关的场所中的潜力,比如画室、餐厅等。不像烟斗,它可以很轻松的被点燃,且持续燃烧;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喝咖啡休息时也经常会抽香烟。

“香烟真的被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应用着,”代诉人说,“并且它更温和——这是一大讽刺,香烟被广泛的认为要比雪茄更安全,因为只是‘小型的雪茄’,对吗?”

商人的死亡?

Mikhail Kalashnikov (Getty), Robert Oppenheimer (Getty), Alfred Nobel (AP)

AK—47突击枪或卡拉什尼科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攻击武器。并被认为全球流通的AK-47多达1亿,但它的设计者,米哈伊尔 卡拉什尼科夫(已逝)为它已成为世界上游击队的选择武器的事实感到悔恨。“必须承担责任的不是设计者,而是政府,各国政府必须控制其生产和出口。”

罗伯特 奥本海默(主要的)和恩里克 费米一起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因为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中对第一次开发出的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他成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并对各国进行游说,控制核武器,试图避免核能的扩散。

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申请了甘油炸药和硝胺炸药的专利。在1888年,当一个法国新闻报社突然公布他的讣告时,报道者震惊的读到:“死亡商人已经死了…博士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一个通过寻找杀死更多人的方法而暴富的商人,昨天去世了。”有人认为,在1896年,他死的时候可能留下了269万美元(17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01亿美元,1.9亿英镑)来设立诺贝尔奖。

现在,我们知道香烟比雪茄更容易让人上瘾。事实上,我们吸入的烟雾——不是传统的雪茄——是更危险的。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确定肺癌和它的关联,在1957年在英国和1964年在美国分别发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计算成本

A factory worker holds lots of cigarettes

 

 

一百万的烟民中,约有一个人的死亡是由香烟引起的。一个高12米(40英尺)的集装箱能装下10米高的香烟,这就意味着每个容器将导致大约10人的死亡。如玉溪的红塔山工厂【中国】要对每年2.5万到3万死于肺癌的人负责。这个数目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死亡数目的两倍。

香烟制造商每出售一根香烟都会有一分的营利,这意味着一个香烟制造者的人生价值将会是10,000美元左右。

事实上,香烟的提升有益于健康。直到1906年,他们被列入制药百科全书,并证明他们有治疗咳嗽、感冒和肺结核的疗效(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将肺结核和烟草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初,有一个反香烟运动,但比起健康,人们更关注的是道德问题。妇女和儿童的吸烟人数持续上升,并越过了道德底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在1890年到1927年,香烟在美国的16个不同的州被禁用了。

于是,公爵的目光转向了海外。在1902年,他和他跨大西洋的竞争对手烟草帝国联手成立了英美烟草企业。包装和营销策略将因不同的消费者而调整,但香烟基本保持不变。十多年前,在福特T型汽车发明前,公爵就有了这个世界性的产品。

“对他来说曾经的全球化和我们通过麦克伊香烟而了解的全球化是一样的。”古德曼说,“所有的甘松和星巴克——这些都被公爵和他的香烟领了先。”

在今天,香烟市场仍在全球遍及,虽然世界富裕地区的吸烟人数在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香烟的需求量正在以每年3.4%的速度增加,这个导致香烟消费量的整体增长。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人们,如果不采取有效性措施,在今后的30年里,将有一亿的人会死于和香烟有关的疾病——多于死于艾滋病、肺结核、车祸或者自杀的人。

烟草和全球化的诞生

 

An advertisement for Hataman cigarettes, a BAT brand

 

据说,公爵按照世界地图已经开始向中国进军,“在这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帝国。”

实现这一目标的是詹姆斯 托马斯。直到1952年,该公司被要求离开中国,英美烟草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到50%以下。1912年,托马斯得到了6万~1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40万~230万美元)的薪金。

伍斯特大学的霍华德考克斯说托马斯是第一个了解中国并通过建立关系网和互惠原则在那做生意的西方人。首先,香烟是从美国进口的,但制造业很快在中国发展起来。对考克斯来说,与其转让生产技术,不如让产品从殖民贸易向现代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发展。

托马斯从美国带来了自己的销售团队,但他也不惜代价和中国商行合资来开发他的产品。这种生意方式成为了现今打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的模范。

但我们能责怪布坎南公爵什么呢?毕竟,没人是被迫抽烟的,即使他们知道一旦开始抽烟,它是很难被戒掉的。

在近期的一本杂志上的一篇随笔《控制烟草》中,罗伯特争辩说,在烟草行业工作的许多人都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广告和那些卖香烟的便利店和药店很可能有致癌物质,在引起癌症的香烟公司工作的行政人员就像那些设计烟包的艺术家、公关和广告商们处理事情一样。”

对“大烟草”提起的成功诉讼往往会认为对烟草公司的产品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但对死于1925年的布坎南公爵来说,却不一样。

“我不会把香烟的消费问题归咎于他。”他的传记作家,鲍勃 德登,一个热切地指出公爵的积极性格特征的人,这样说道:“他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他十分热爱他的工作。”

那些仍然在试图找出公爵的丑闻的人不妨想想他做过的好事。他给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圣三一学院投资了100多万美元,这所学院在1924年改名为杜克大学(为了纪念詹姆斯布坎南公爵和他的父亲华盛顿公爵,另外一个捐助者)。

但如果不是布坎南公爵,美国人今天是不是也会嚼烟?现代的运动酒吧门口还会有痰盂吗?

古德曼认为世界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机械化的卷烟生产。布坎南的机器不是唯一的原型,如果公爵不抓住这次机会,还会有其他商人这样做的。

“我觉得他既是个英雄又是个大恶棍,布坎南公爵是一位英雄基于他对市场的了解,对人的了解,对价格的了解,和对广告的理解。在种意义上,他不是个小人。”古德曼说。

然而公爵的伟大成就是作为一名香烟的大批量生产和全球化的缔造者,他的传奇故事仍会继续笼罩在争议的阴影下。

“他制造了全世界的香烟。”古德曼说,“就是这些香烟,一直是20世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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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举——世界各地的教科书审查

巴黎人对资本主义的话题感到困惑,纽约人谈性的问题觉得压抑,在11000公里以外的首尔、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人们为人和类人猿间的血缘关系问题烦恼。学校的教科书里该有何内容——或者,更进一步,应该略去些什么——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的确如此。几乎没有什么比学校的教材内容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影响更大,即使有,也寥寥无几。教科书不但是大多数人最先接触到的书籍之一;而且在很多地方,教科书几乎和宗教书籍一起是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书籍。南非的一项研究表明,不到一半的孩子在家里能读到十几本书。2010年埃及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学校的教科书,88%的埃及家庭无书可读。

政府控制学校使用哪种教科书的程度,是一个解读该国意识形态控制的好办法。在政府控制欲强的地方,政府可能会自己编写教材或者详尽地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入选教科书。不过即使政府极少直接参与,意识形态也会介入——根据教科书编写者的思想,或者教育委员会及诸如此类机构的观念,来约束教科书的编写。此等操纵避开了很多辩论(辩论鼓励人们就应该如何让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而进行讨论),同时还删掉了对审查教材的人构成挑战或冒犯他们的观点。

关注哈瓦比派

美国国务院安排专门人员关注各个国家的教科书,以便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政府对他们思想的导向。别的国家或许也有这样做的。德国小镇布伦瑞克的教科书研究中心格奥尔格·艾克特研院就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此项活动。即使是这样独立的研究机构,也要费尽周折地搜寻各地的教科书,这说明教科书有多么敏感。这个研究院已经收集了160个国家的教科书样本。该研究院主任西蒙娜·拉西格说,尽管宗教问题的争论正在上升,但大多数有争议的教科书是涉及到历史和地理的内容,尤其教科书里附有地图的时候。

长期以来各国一直为教科书而烦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寻求减少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色彩。2001年9·11美国遭受袭击以后,这种焦虑在增加。当时有些人,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沙特人,甚至包括官方人员,都认为沙特学校课程里偏狭的内容该为此负责任,至少,要为基地组织残忍圣战的出现承担部分责任。沙特执政者在受到猛烈抨击后做出改革承诺。从阿卜杜拉国王自上往下,沙特再三声明教材里偏狭的部分章节已经删除。但是在一个拥护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教义的国家,既顽固又专制,民族狭隘主义依然会盛行。

智囊机构及人权游说团体华盛顿特区海湾事务研究所的报告称,9·11后,沙特课堂上仍在使用那些激起西方人公愤的教材。该研究所主任阿里·艾哈迈德,摘录如下示例——“犹太人和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敌人”,还有,“十字军对伊斯兰的痛恨帮助犹太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但穆斯林将不会继续保持沉默。”沙特的教育部长说,教科书正在修订中——还需要3年的时间。艾哈迈德先生说,不会很快发生变化的,“因为国家会因此陷入生存危机。教育的目的就是确保社会服从于执政者。”

一个国家,一本教科书

在香港,由学民思潮组织的数万人,于7月开始抗议一项计划,此项计划是北京提议而由香港政府制定的,旨在采用一种新的“国民教育”课程设置,该课程设置包括新的历史教科书。中国人希望该课程有助于在半自治城市中,培养出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在大陆使用的教科书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及部分近代历史内容被有意删掉。教科书还诋毁民主,推崇一党制。香港的抗议活动在自治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做出如下让步后于9月结束:抗议方获胜,政府不再会尝试此类计划。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中国人放松对其他地方教科书缺陷的警觉性。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以来都在谴责日本粉饰教科书里的历史,尤其是掩饰日本的战争罪行。(日本政府没有编写教科书;政府仅仅是同意教科书的使用。) 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都以“自虐式”的教育来教授历史。右翼学者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便是对这种教授方式的反击。2000年呈交给政府批准的版本中,删除了1894-95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对中国的占领,避而不谈军队里的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随后这个版本低调出版了,现在仍然在使用——但是只局限在很少的学校里。

在美国关于教科书的争论大部分是来自国内的。自由派担心他们孩子被灌输进民族主义,这种版本的教科书强调工业化创造的奇迹而对奴隶制及对印第安部落的屠杀则轻描淡写。于此对照,保守派抱怨爱国主义教育不够而现实主义教育太过。2010年,因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主张政教分离,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就设法把他从国家重要革命人物名单上去除,不过很快,杰斐逊的声誉就得到了恢复。

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常常主导此类争论。这两大州在过去的30年中决定着教科书内容的编写,一个符合自由党教师的胃口,另一个则对保守党教师的口味。在拥有美国10%学生的德州,教科书的出版者一直热衷于迎合国家教委的偏好,学区本身也不愿做出头鸟。然而自2009年以来,德州给了学区更多的自主权,它可以在经政府批准的教科书和其他材料(如从网上找的材料)中做出选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州政府对要求学区遵循他们的指导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性。

性教育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5年前几乎所有德州学校只进行禁欲教育,因为知道这是政府的偏好。然而,在听到家长们的呼声之后,现在大约四分之一的学区已经转向更全面的性教育。

达尔文,性及其他担忧

性看起来是美国尤其棘手的问题。九月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就学校的性教育发布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是在保守的纽约偏远地区学校进行的。研究表明所有常用的健康教科书,对于避孕套或其他防止怀孕及性病传播的避孕药这样的话题都保持缄默。课堂上老师可以加入自己的材料,讲他们想讲的内容;但是教科书仍然是他们必上的内容,书里警告学生性冲动会“干扰你的价值观及家庭指导理念”,而且教导他们禁欲是好品格特征的标志。

美国的神造论鼓吹者大多是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他们早已发动了一场运动,想把替代进化论的内容加入教科书里,而进化论阐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界和人类起源。他们并不是仅有的例子。6月份,由教科书修订协会发起的一场运动,看起来已经成功地说服韩国教科书出版者删除了某些引用进化论的部分。为教科书修订协会充当保护伞的群体中,包括所望教会——该教会是韩国众多福音派教会之一,近来也在韩国政坛愈加活跃。

教科书修订协会的行为引起一片哗然(尽管基督教在韩国正在兴起,相当数量的人们声明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此小组由韩国科学技术学院领导,包括生物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由他们负责监督对理科教科书的任何改动。委员会强调说进化论是孩子们必修的现代科学的一部分。教科书修订协会被委员会排除在外,他们由此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偏见,声明说他们要继续抗争。

在世俗的法国,进化论没有引起任何问题,但是麻烦出在经济学上。很多年以来,法国看来已经腻烦了充斥着的守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研究过法国教育体系的记者及学者皮特·坎波尔说,此类教科书赞同自由散漫的经济自由主义,而这种思想要为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国力虚弱而负责。现在的法国教科书相当模糊,但是仍然不太赞成资本主义那一套。

作为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尝试过在经济学教学方面的改革。2008年就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一次正式“审计 ”,尤其关注对市场及企业的描述。但是一个旨在讨论提高学校经济商业教学的委员会几年之后被取消了。一项新的关于高中经济学教科书的400页的调查表明(此项调查是由经济财政研究院开展),只有12本专注于公司,而对于企业家没有一本书提及到。

然而,并不是所有对教科书的谴责都能从表面做出判断。去年12月,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纽特·金里奇说巴勒斯坦的教科书里有这样的内容,“如果13个犹太人中有9个被杀了,还剩下多少个犹太人? ” 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抨击巴勒斯坦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教孩子们以死亡和暴力为荣。但是201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作出的结论是,巴勒斯坦教科书里仅仅表现了“不安定、偏见、和不精确,” 确切地说并没有描写今天的政治现实,没有煽动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的一名研究者萨拉米·阿拉延说,巴勒斯坦教科书没有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已经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确切地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巴勒斯坦当局编写的教科书经常回避这种尴尬的问题。作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按照历史上所理解的去描写巴勒斯坦,或者描写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与以色列和解后成立的巴勒斯坦,还是描写在这块土地上年年都在不断变化的一团糟的现实。很多地图保持历史原样或地形图的样子以避免有争议的行政区的划分;其他的地图用不同颜色或虚线标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但是他们并不说明这些划分的含义。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内森·布朗说,当一个政体诞生于同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时,巴勒斯坦教科书强烈的民族气息并不令人吃惊。以色列的教科书也不是没有错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Nurit Peled已经研究过以色列的教科书,其中包括历史、地理及公民学。她说在她看到的书里,当巴勒斯坦人出现时,他们都被描写成难民、农夫或者恐怖分子——从未被描写成医生、工程师或任何其他职业。

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同中东地区的和平研究院合作编写了一本教科书,这是一本关于近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的教科书,两边学校都能使用。“这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Lässig女士说。结果是一本书里,在相对着的两页书上,同一件事得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角度讲——两页书中间则留有很大空隙,学生们可以在此记下他们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双方均没有正式采用这本教科书。

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算术题

要找到符合金里奇先生要求的教科书,你有必要考虑时间较早一些的一场冲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富汗难民营里,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数学题:“一组圣战者进攻50个俄国士兵。战斗中,打死了20个俄国士兵,请问有多少俄国士兵逃跑了?”新书很少再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作为教具——但是就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怎样向孩子们呈现近代历史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阿富汗当局说,他们想把过去30年的历史作为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出来。教育部的顾问Attaullah Wahidyar说,没有人谴责这种做法。他解释说,“过去30年的那些人仍然活跃在今天的阿富汗政坛上。” 把对近年历史事件的评价包括在教科书里会使教育成为政治雷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期冒风险。我们正在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Wahidyar先生坚持说。 “分析近年来的历史对此没有帮助。我们不想把学校变成孩子们争吵阿富汗历史的地方。”宗教也是一个棘手的区域。Wahidyar先生说,国家的新版教科书里仍然讲解伊斯兰教义和职能,例如怎样祈祷,怎样进行洗礼,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争议。他继续说道,现在的教科书比塔利班统治下的教科书更为平和。

其他处于冲突中或政体更替时期的国家,会面对许多类似教科书修订等困难。例如,利比亚需要一套新的教科书,不仅是因为不能再把“群众的意志要准确无误的通过人民委员会来表达出来”这样的思想教给孩子们(这种思想在卡扎菲倒台后就消失了),而且因为卡扎菲坚持泛阿拉伯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地图上不应该划国界线。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的传播使此类修订变得很容易,即使这种修订没有对应该修订哪些内容达成一致。过去孩子们在教科书上涂满了潦草笔记,现在这种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数字教科书可能会逐步代替纸质教科书,数字教科书可以经常很便宜地更新。一些学校正在进行这项行动。九月份加州州长签发了一项法案,此法案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学生们可以免费下载受欢迎的大学教科书的网站。

Lässig女士说,只要教科书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人们所使用,而且是经国家发行或批准的,那么教科书仍然会是个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可以更广泛的接触到其他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现在享有的一些统治地位会有所下降。教师的偏见很多时候像课本中的内容一样根深蒂固,教师也像教科书一样很有影响力,并且更难约束。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亨宁 ·休斯已经对南非的教科书及教学做过研究。在他观察的一个班上,发现一本教科书里有一张曼德拉的特写图片,旁边配有文字,文字的内容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个英雄?此书发行于南非国大党崛起时期。上课的教师是一个南非白人并即将退休。他居然忽略掉这个设置好的任务,将曼德拉先生描绘成一个武装的游击队员及暗杀者。

用智能手机上维基百科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是会有所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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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 | 书评:《中国人》,赤色大地的深度观察

在最近的票选中,超过了26%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对美国最危险的国度,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其中伊朗以16%的得票率位于第二,朝鲜以13%居其后)

但与此同时,“配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也就美国民众 对中国人的印象进行了询问,受访者对中国人持着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中国人身上散发着许多我们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美国性格”的特质——例如勤奋努力,争强好胜,爱国而且富有创造性。甚至其中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我们扬基球迷那么蛮横粗略,自私傲慢。

民众的这种分歧部分归因于我们书市上的相关宣传。有那么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马丁·亚克斯的《中国何时征服世界》或者皮特·纳瓦罗和格雷格·奥特瑞的那充满戏剧意味的《致命中国》,不过倒是也有一些相对平和,从个人经历出发的草根作品,例如皮特·海斯勒的《江城》以及张彤禾的《工厂女孩》。

“《中国人》:在高速变革的土地之上,记录这高速变革的生态”是属于第二类的一股新进力量。本书由15位作家记录各色中国人的随笔构成(包括海斯勒和张彤禾的作品)——这里面吉他教师,信道徒,酗酒的青年藏民,以及为外国游客创作廉价作品的画家。这本书正是试图从生活的最本质的那一层来捕捉中国人的点点滴滴。

一些话题要比其他书中所说的更具有吸引力。不过遗憾的是,每一章都仅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没有必要去刨根问底。

其中最有趣也是最令人感同身受的要属米歇尔·达蒙·罗亚卡对一名垃圾回收站辛苦工作的外来侨工的生动细致的刻画,以及印度记者阿南斯·克里斯南对一名维吾尔女生从新疆西部偏僻的小山村,到最终踏入离自己家2000英尺远的北京上大学的漫漫求学路的亲密记录。美中不足的是书里面并没有与他们采访故事相关的各种生动图片。

一些热心的读者们会发现其中的故事似曾相识,因为其中的作品由他们曾经发表的作品改编嫁接而来。埃文·艾斯洛斯那关于一名学习西方哲学的女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就是以2008年《纽约客》记录的那个曾经一度席卷互联网,带给人们震撼感受的那个有关民族主义的视频。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拉尔森那跃然纸上的环境女科学家挑战政府南水北调工程的故事,就是原创与2008年的《华盛顿月刊》。而张彤禾和海斯勒的作品,则分别是从2008年和09年就记录了的。

编辑安吉利·夏尔在编后语也承认“我们当初所接触的那些人,到现在为止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几年间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也还是有所提示的。正如本书标题下所注释的那样,中国和她的华夏儿女们正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所以4年的光阴,是有着相当的说服力的。

故事将追溯到新中国前而后来经历过动荡10年文革的人们,他们是新中国崛起的见证者——而现在早已年迈的他们面对大大小小的胡同又会想起当年童养媳的岁月,他们现在是受人尊敬的教授而当初却是那群被下放田间的知青。不过故事的内容难免会夹杂一些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来充实作品,如此渗水,作者自然有难言之隐。

《中国人》的编辑们很理智地没有想通过此书简短的文章来企图对中国13亿大人口有着全面的概括。毕竟,这15位中国形象没有一位出身官僚或者是政党公务员。对于女性刻画相对男性缺乏一点力度,这你要理解,这些故事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而不是中国人。

但是编辑们很聪明地集中选取材料来描述中国这个国度,正如杰富瑞·瓦瑟斯特论编辑所说的那样,“抓住机遇也好浪费机遇也罢,生活终究会发生里里外外的变化,要不解放变革,要不深陷泥沼。”

人们在动荡不安,高速行进的社会追寻自我,或忍受艰难困苦,或开启新天新地,或挑战权势,或仅仅是为了那层身份归属,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阅读此书,我们无法不心存感动——而感同身受。

《中国人》,赤色大地的深度观察。以美国的调查结果为参考,这一次的“中国人”一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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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10%吗?

我们都爱“如果我们利用我们头脑中未使用的部分,我们可以变的更智能或更具有创造力”的想法。可悲的是,克劳迪娅·哈蒙德带来一些坏消息。

这里有这么多医学上的荒诞说法我们可以选择是很惊奇的,但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看起来吸引了超过其公平份额的关注,那就是大脑。我最喜欢的大脑的荒诞说法之一,就是“我们仅使用了大脑的10%”这个想法。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因为它暗示了我们可以变得更智能,更成功或更具有创造力的可能性,如果你充分利用了被浪费的90%。这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努力地尝试,但是不幸的是,这不代表这里有任何真相在里面。

首先,问一个问题很重要——什么的10%?如果是人类参考的那10%大脑的区域,这是一个最易废除的想法。使用被称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技术,神经科学家们可以将一个人放置在扫描仪之下,看当人在做什么,或思考什么的时候,他们那部分的大脑是活跃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像是握紧手和松开说,或说一些简单的词语需要远超过10%的大脑活动。甚至在你觉得你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你的大脑也在做很多事情——无论是呼吸或心率那样的控制功能,还是回顾你待办事务清单上的项目。

但可能这10%是根据脑细胞的数量。这也是行不通的。任何神经细胞变成备用的时候——要不它退化了,要不他们就死光了,或者被临近其他区域移植。我们不能简单地让我们的大脑细胞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他们太宝贵了。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是资源的一个巨大消耗。根据认知神经科学家塞尔吉奥·德拉萨拉所说,保持脑组织活动要消耗我们呼吸的氧气中的20%。

这是一个事实,自然有时会涉及到一些奇怪的设计,但当头部的大尺寸对我们的生存是如此昂贵,如果没有可用的帮助,有时会在分娩过程中导致难产和产妇死亡时,进化出一个超过我们所需十倍的大脑则看起来非常奇怪。

然而有许多人固守“我们仅使用了大脑的10%”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的普遍,身为英国伦敦大学神经科学家的索菲·斯科特是急救课程的导师,因为这10%的“事实”,向整个儿班级保证,头部的损伤并不是那样严重。他不仅仅关于这10%错了,也在大脑损伤的影响上犯了错误。即使一点点小伤害也可能在一个人的能力上产生巨大影响。急救课程的导师可能并没有在指示一名课程中神经科学教授上讨价还价,但是斯科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不到头脑

那么,一个生物或生理基础若此薄弱的想法怎么能传播地如此广泛?很难去追查它的原始来源。美国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908年曾在《人类的能量》中提到过,“我们现在仅仅使用了我们可能的精神和物质资源的一小部分”。他是积极乐观的,人们可以实现的更多,但是他没有提及大脑体积或细胞的数量,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百分比。10%的数字则在戴尔·卡耐基1936年版的顶级畅销书《人性的弱点》之中出现,而且有时人们会说爱因斯坦是其根源。但是德拉·萨拉教授试图找到引用,即使那些在爱因斯坦档案馆工作的人都找不到关于此的记录。所以它似乎也是一个荒诞的说法。

这里有其他两个可能解释这个误解的现象。我们大脑中十分之九的细胞是所谓的神经胶质细胞。他们是支持性细胞,白质,为其他10%的细胞提供了物理和营养性的帮助,神经元,相比思考更补充了灰质。人们可能都听说过只有10%的细胞在艰苦努力,我们可以假设也能够利用神经胶质细胞。但这些完全是不同种类的细胞,他们不可能突然将自己转换为神经元,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脑力。

但这里有一组非常难得的患者,他们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非比寻常。在1980年,一个叫作约翰·劳伯的英国儿科医生在科学杂志中提到,他遇到了几乎没有任何脑组织的脑积水患者,还可以发挥作用。这当然不能表明我们中其余的人可以额外使用我们的大脑,只是这些人已经适应了这种特殊情况。

当然,这是真实的——我们把心思投入到其中时我们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并且在神经可塑性领域里有越来越的证据显示这能改变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军大脑的一个新领域。我们建立起神经细胞之间的新联系,或丢掉我们不再需要的旧联系。

我觉得关于这个荒诞的说法我发现最有趣的是,当你告诉人们这不是真的时,人们是多么的失望。可能10%这个数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如此之低,提供了大量提升的潜力。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并且我们努力,就能够变得更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寻找我们大脑中未使用部分的方法不会发生。

【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

在线课程会结束传统大学吗?|教育|《观察家报》

旧时代的遗物?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们。摄影:引爆映像/阿拉米

两年前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屋顶停车场上,一辆丰田普锐斯咆哮着驶离路缘直直地向屋顶边缘开去,而我就坐在后座上抓着门把手,在最后关头汽车毫不减速地转弯避开了。它的驾驶座上空无一人。

这就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原型车,让人有一种身为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末日决战2419》的主角,在事故中暴露在放射性瓦斯中陷入休眠长达492年,直抵未来)的感觉,只不过被抛到了另一个世纪。之后我听到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学德裔教授塞巴斯蒂安.塞隆(Sebastian Thurn)的介绍,了解了他这辆原型车的建造过程,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总里程高达20,000英里的测试,以及他对这项技术将实现交通零事故所抱有的信念。

数月之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r)披露塞隆时任谷歌最高机密实验室Google X负责人,正在研发包括谷歌眼镜 – 现实增强眼镜在内的多项产品。在此之后几个月,我又一次与塞隆相遇。

这一次,无人驾驶车,眼镜,谷歌X,声名在外的大学职位已经全都是过去式了。他已经从斯坦福大学辞去了终身教职,每周也只在谷歌工作一天。他有了一个新项目。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叫它:“现在这就是我的任务了。这就是未来。我对此深信不疑。”

这比无人驾驶汽车,科幻范儿的小玩意还要令塞隆激动并且如此相信的未来,是教育。说得具体些,是全免费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在过去,音乐产业,出版业,运输业,零售业都经历了技术带来的巨大破坏。而现在,塞隆表示轮到教育产业了。

“肯定会有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更具体地说,塞隆相信的是高等教育将要改变。他已经成立了一所名为优达先(Udacity)的在线大学,意在为世界提供高质高量的教育,帮助发展中国家那些除此之外无论如何都得不到这些资源的学生,或者是第一世界那些有其他办法获取这些资源却未必会选择那么做的学生。那么,你会每年花几千镑去接受教育呢?还是在网上免费听课?

当然,大学远远不止教学这么简单。在大学当然要社交,或者按照咱们英国的叫法:喝酒。在大学要离家生活和学会烧水什么的。在大学还有最重要的性爱,和性病什么的。可是破坏发生时往往是这样的:先破坏,然后不定什么时候才会顾及其他这些东西。

塞隆的伟大启示始于一年前他揭开无人驾驶汽车面纱的同一场泰德(TED)会议。他说“当时萨尔曼.汗谈起了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我立刻就被深深打动了。直到现在也是。”萨尔曼.汗,一位言谈温和的前对冲基金分析师,36岁,是大家口中教室革命的奠基人,从比尔.盖茨到普通大众无不对他崇敬有加(比尔.盖茨称其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

汗在辅导侄女和侄子的过程中近乎无心地创立了可汗学院,而如今学院拥有3400份短视频和辅导材料,其中绝大多数是他自己制作的,学员多达一千万。塞隆说道:“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而且坦率地讲,他教了上百万的学生而我只教200个,这让我很尴尬。”

塞隆决定向世界开放他在斯坦福的人工智能课程CS221。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听课,而且和斯坦福学生做一样的作业,在最后参加一样的考试。

CS221是要求颇高的困难科目。基于在校园里有200名学生报名的事实,塞隆估计在网上可能会有几千人参加,结果课程伊始就有16万人报名。塞隆表示:“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识。”报名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 包括朝鲜。这还没完,最后有23000名学生成功通过课程,并且前四百名学生全都是在线学员。

塞隆说那一刻他仿佛置身仙境。教过了160000名学生的大班,200名学生再也不能满足他了。数月后,塞隆在一场讲座中说道:“我觉得就像是拿着一颗红药丸和一颗蓝药丸。我吃下了红药丸,我看到了仙境。我们真的可以用教育来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报名参加优达先的计算机科学入门课程去学习如何编写搜索引擎的时候,已经有20万学生从优达先毕业。虽然我说的“毕业”是指以电子邮件形式收到一张证书。虽然这看起来和吉莉安.麦克丝(Gillian McKeith)的博士学位颇为相似(Gillian McKeith,苏格兰人,《you are what you eat》的作者,西方养生界的唐骏,被踢爆学历造假,而且养生理论被多方质疑,伪科学色彩浓重),但是老板们还是很看重的:包括谷歌在内的数家公司都在赞助优达先的课程,并且像刮奶油一样带走成绩拔尖的学生为自己工作。

要是我也想去的话可能还得等上一阵,不过我已经对优达先视频课程如此易于掌握感到惊奇(编写搜索引擎的时候让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给你支支招,还是不错的嘛)。和可汗学院一样,优达先也避免在视频中出现讲师的全身像,而是只展示一双写写画画的手。

按照布林的说法,如果我们拥有基本的编程能力和一点点创造力,那么“我们就可能冒出个点子,也许就能改变世界。”而只要学完课程,编程能力更是人人都有。再之后,那就是硅谷在召唤着你了。

一个诱人的命题摆在眼前:如何将这些引进融入到英国的大环境里去,这自有其原因。当然了,一旦谈及受教育权利问题上的变革,英国过去可谓是引领全球。我们享有豪华的公开高等教育时间如此之长— 迄今超过40年 — 以至于我们都开始厌倦了。1969年英国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建立,这是激进的,也是民主的尝试。依托当时技术突破的成果 — 电视,公开大学应运而生,而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是教育创新的前沿阵地。现在它通过开放学习项目(OpenLearn)和苹果爱易通教育平台(iTunes U)对外提供免费教学内容。但是它的内在已经不再激进和民主了。从今年起,它的每年收费为5000英镑。

在美国,塞隆也不是唯一吃下红药丸的人。在一年前的斯坦福实验后,高等教育的世界和大学的未来已经完全不同了。去年秋天除了塞隆之外,还有人将课程放到了网上。他的两名计算机科学部门的同事,吴恩达(Andrew Ng)和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也参与了这项实验,同样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成果。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做“课时代”(Coursera)的网站。与忙于开发自己课程的优达先不同,课时代一直侧重和大学建立伙伴关系以对外提供现有的课程。网站成立后不久,我和科勒在7月份见了一面,那时有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四所学校注册参与其中。

仅仅四个月之后,网站已经拥有33所合作大学,180万学生以及风投公司首轮1600万美元(1000万英镑)的投资。而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课时代和优达先不仅脱胎于同一所大学,还来自同一个系(塞隆和科勒现在仍然共同指导一名博士生)。他们那极具活力,志在改变世界的企业家特质成就了硅谷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新兴公司。

科勒表示:“我们在脸谱(Facebook)上有上百万的用户,比速影(Instagram)发展还要快。这是教育生态系统的一次整体性的变化。”

而他们也并不孤单。远在麻省理工学院同为计算机科学教授的阿纳特.阿加瓦尔(Anant Argarwal)建立了爱得思(edX),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以及德克萨斯大学的内容为主。

阿加瓦尔并不是一个喜欢轻描淡写的人。他将此描述为一场革命:“这会将教育重塑。这会让大学转变。这会在全球范围内把教育民主化。这是200年内教育领域最大的创新。“而最近一次类似的重大创新,他表示“或许是发明了铅笔”。他希望全球范围内的学生数量可以在十年内达到10亿“我们在没有市场宣传的情况下,四个月就累积了40万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目标并非不切实际。”

超过15万5千名学生,其中包括蒙古一整个班级的孩子上了他教的第一门课。阿加瓦尔说道:“这太惊人了!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位宠儿。”一位名叫巴萨齐格的学生拿到了满分。“他是个高中生。我不用夸大这门课的难度。要是我现在去考试,我可能都拿不到满分。我们正在鼓励他申请麻省理工。” 阿加瓦尔还表示,一切的改变就在今年,之后不再有回头路。“今年是破旧之年。”

一个月以前,我报名参加了课时代的一门课程:由杜克大学的穆罕默德.诺亚教授讲解的遗传进化导论。与优达先不同,课时代的课程有起始日期并且遵循一张时间表,我原来颇为中意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门现代诗歌课程,可是它早就开课了。新选的这门课为期10周,主要包括“大量10-15分钟长的小视频材料”,每段视频都包括一些小测验,此外还会有3次测试和一次期末考试。

整门课就是我,诺亚以及我的36000名同学。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哈萨克斯坦,马尼拉,顿涅茨克,伊拉克,甚至还有米德尔斯堡。不过当我欣赏着诺亚充满笑容的激情去观看第一批视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很震撼。

说实话,那不过就是些讲座视频。此外还有些要完成的功课,但我是个记者,除非大难临头满身冷汗,我对最后期限都是无动于衷的。我无视了这些作业。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去逛了逛班级的论坛。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撼动人心”。论坛上的交流盛况惊人,成千上万的人不停地提出和解答关于显性突变和遗传重组的问题。学习小组也自发地结成了:哥伦比亚有一个,巴西有一个,俄罗斯有一个。天朋(skype)上也有一个小组,甚至真实生活中也有。而且他们都如此勤奋!如果你是个有点儿心灰意冷的老师,或者你认识这样的人,让他们去参加课时代:这儿到处都是一心求学的人。

课程开始四周之后,诺亚宣布他要组织一次谷歌聚会:就是能让一定数量的人通过自己的网络摄像头相互交谈的活动。但是时间定在格林尼治时间周日凌晨1点,所以我就睡觉去了。不过第二天我还是去优图(youtube)看了视频,看得我入了迷。尽管时间是凌晨,来自谢菲尔德的火车司机理查德.海林(Richard Herring)还是参加了聚会,他开朗又机灵,努力向诺亚描述自己有多享受这门课。

诺亚说道:“理查德!很高兴见到你!你的帖子真是神了。我经常发现在我没找到机会登陆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有人抢先一步回答了,那个人往往就是理查德。谢谢。”

“我就是喜爱科学,”理查德说道:“我从来就跟学校不对付,但是我还是慢慢捡起来了。这门课真是太出色了。能不花钱听这样的课实在是太棒了。我爱上它了。”

还有萨拉.格洛伯兹(Sara Groborz),在波兰出生现居英国的平面设计师;此外还有纳雷什.拉美什(Naresh Ramesh),来自印度金奈(Chennai),正在攻读生物技术学位;还有玛利亚(Maria),来自美国,正在用这些课程给她在青少年管教所的学生上课。然后阿林(Aline)加入了,她是萨尔瓦多的一名高中生。她说之所以选这门课,是因为她就读的天主教学校不教进化论。她告诉诺亚:“你是教过我的最好的老师!”

成为这些课程其中一门的老师该有多愉快呢?当我隔天用电子邮件向诺亚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写道:“我完完全全爱上这感觉了!”在电话里他也说道这是他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下个学期他就可以“翻转教室”了。这是汗发扬光大并成功实现的一个概念,即学生在家参照视频做大作业,在课堂上处理功课,和导师讨论遇到的问题。

关于在线教育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事实上通过在线教育是拿不到学位的,尽管有一所美国大学刚刚宣布会将其计入学分。目前大多数人参加在线课程还是为了能较容易地学点新东西“以及一份证书,一般而言是pdf格式,这能证明他们是不是自己所说的人。”诺亚补充道。

另外虽说用电脑给数学题打分非常得力,但是给批改英语文学类作文就远远没那么好使。这使得科学和技术类科目占了在线课程的大头,但是由于同学互评技巧的引入,人文类课程也在逐步增加,用科勒的话说,这种技术“意外地成功。它取代不了业内专家的一对一反馈,但是只要有正确的指导,同学互评搭配人海战术的确很管用。”

再说说内容,我正在学的课程和诺尔在大学里的学生所学的没什么两样。当然在杜克大学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时间,亲手做试验的环境,但是也要为这些权利每年缴纳4万美元。

这可是一大笔钱,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优达先和课时代以及爱得思的课程从潜力上来说极具突破性,因为就目前而言,它们全都是免费的。尽管它们都还无法和传统学位竞争,但是几乎所有其他产业都知道青少年在花很多钱才能买一样东西和不花钱就能弄到它之间会做出什么选择。

当然,并不能说教育就是个产业,但它是门生意,或者按照民主党智囊团教育分析师马特.格里斯特(Matt Grist)告诉我的:“是个市场”。虽然他立刻对此表达了歉意,但还是坚持这一看法:“我知道,这很可怕。这年头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讨论它的。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样,但我是这么做的。而它的确是个市场,大学就是一桩桩成交量巨大的高端生意,英国国内最好的一些院校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参与其中了。”

格里斯塔一直在研究英国大学的筹资方式,并预见到会有麻烦,学费在今年被大范围调高只是个开始:“我们现在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而一旦你开始让大学加入市场并参与竞争,你就不得不继续越走越远。”他预见到最好的大学会愈发昂贵,远超其他,而那些相对廉价更侧重职业技能培养的学校将会停滞不前。“我觉得那些处于中流地位,上世纪60年代的学校在将来会苦苦挣扎。”

当我向科勒问起为什么教育突然就变身成了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神奇宝贝时,她将其描述为“一场完美风暴。就像飓风桑迪的形成一样,所有这些条件都同时出现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高质量的教育有着极大的需求,但是却越来越负担不起这样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在技术上的进步使得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向大众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成为可能。”

而在英国,这场风暴甚至可能更加完美。这一切都刚刚好与学生不得不支付每年最高9千英镑的费用并被迫承担规模空前的债务发生在同一时刻。

不管他们乐不乐意,学生们已经被变成了消费者。在此之前,教育在英国一直都是个没有被市场或价格观念玷污的概念,是纯洁的抽象名词。但现在,无法避免的改变正在发生。今年英国本土学生申请大学的人数下降了几乎8%。萨顿信托(Sutton Trust,致力于提高贫困学生就学机会的教育慈善组织)的创始人彼得.兰普尔告诉我说:“但这其中提出申请并成功入学的人数又要低得多,整体数字下降了15%。”

萨顿信托一直看重并支持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而大学则是这一过程最好的加速剂。兰普尔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此非常积极。我们正在关注形势发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增设收费的真实影响是怎样的,或者说带着5万英镑的债务离开大学会给学生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买房会推迟吗?组建家庭呢?人们和美国进行了比较,但是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不欠债,三分之二平均负债2万5千美元。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在这种不确定性与市场压力之间,这些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 – 黑话叫做大开(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就有了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我从学生那里所学到的,即使不超过吧,也可以说和我从讲座课程中所学到的相当。” 拉普尔说“但这些东西是免费的,比如结交一辈子的朋友,参加社团,学会使用洗衣机。真正昂贵的是教育这部分。而优达先它们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教育并非一定要像这个样子。”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首先加入了战团。它与课时代达成了将从一月起开放6门课程的协议,这些课程的注册学生有10万人。换句更有代入感的话说,这是该校现有本科生人数的4倍。根据副校长杰夫.海伍德(Jeff Hayward)的说法,这是对新教学手段的一次探索性实验“如果我们能收支平衡的话,我会很开心。”目前课时代向学生发放结业证书是不收费的,但不排除有收的可能,而收费的话爱丁堡就可以拿到分成。

而爱丁堡此时早已经有了一个在线项目。有超过2000名攻读博士的学生根本不在校内,而是在线上。海伍德表示:“几年之内我们就能把这个数字提升到1万。”

然而对于本科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并不在学习,至少不全在。我在爱丁堡认识一个名叫汉娜(Hannah)的学生,我发短信问她:“你明天有课吗?”她回了条短信说:“只有上午9点一节哲学,我显然就不去啦。”

像她就会很乐意只付一半的学费,然后在网上听些要学的课:“神哪,我太乐意了。反正有些老师实在是烂。有一天我们弄了个导师辅导小组,结果他就坐在那读论文,还让我们学会适应。”而她也只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例子。学生会副主席麦克斯.克瑞玛(Max Crema)告诉我,他已经开始用麻省理工的在线讲座来充实自己的课程了。他承认道:“虽然可能只是因为我是个书呆子。那些讲座课程的问题在于他们落伍300来年了。从大学普遍只有一本书的时候它们就存在了。所以现在我们仍然有高级讲师这么个学术职务。”

我疾步赶到一所老旧的解剖室,去真实的讲堂听一场真实的讲座。在这里,从19世纪沿用至今的阶梯观众席陡峭地注视着占据焦点位置的解剖台,而今天,系统神经生理学教授马延克.杜提亚(Mayank Dutia)正在讲解内耳。

当课时代开始为1月份课程寻找合作讲授的学者时,他第一批报了名,但同时他也为现实版本的课程说话:“大学是特别的场所。我们所做的事,你是无法在线去做的。不管是接受学术领域内世界级领军人物的教诲,还是和那些为一门学科钻研一辈子的人交流,都会带给你独特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无法取代的。”

的确,它们无法取代。但这些新网站的行动也正在激起越来越多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为了什么的疑问。以及如何为大学付钱。海伍德说道:“高等教育正在改变。我们如何资助全球性的大众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都深感头痛。”

的确,我们深感头痛。而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转折也可能带来直击要害的影响。阿加瓦尔预测在将来大学可能会提供一种“混合式”的教学模式:现实和在线教育相结合。

课时代已经成功拿下了第一份许可协议。俄亥俄州一所小型文理学校,安提沃克学院(Antioch College)已经签下协议,将从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一些授课内容。一家名为密涅瓦计划(Minerva Project ,密涅瓦是智慧,技术和发明女神)的新兴公司正在试图成立一所在线的常春藤盟校,并且计划鼓励学生一起住进“寝室群”以便他们能享受到大学生活中社交方面的好处。有了课时代和优达先的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的先例,将来学生们聚居一处并且一起学习在线课程并非不可能。而且,这不花钱。

也有很多事物岌岌可危。在免费教育的新市场和新世界里,不光是一批英国小城的经济要遭殃,马特.格里斯特所预见的那些“二流”大学也会在其中苦苦挣扎。

在爱丁堡大学,收费的影响已经显现,申请人数下降了。但是海伍德也表示:“在多数学生看来,这还像是明天的事,在目前仍然是个假设。”

但这9千英镑只是第一年的费用。爱丁堡大学的课程是四年制,对于英格兰学生(该校对苏格兰学生免费)而言,这意味着仅学费一项就是3万6千英镑,除此之外生活上的开销大概也有3万英镑。

这些在线课程网站诞生只有几个月,他们都还处于基础阶段。目前大学还是能够站住脚的。但是谁知道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景象呢?十年前,我还认为报纸会永远存在,书本无可取代,霹雳游侠(Knight Rider请猛击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0ODQxMzI=.html)里大卫.哈塞尔霍夫(David Hasselhoff)的座驾基特(KITT),那台无人驾驶汽车也只不过是个迷人的幻想。

案例分析 铁路工人学遗传

理查德.海林, 45岁

来自谢菲尔德 火车司机

“我当时正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网站上逛,然后看到这个课,遗传进化导论。我点进去看了看,发现是所非常好的大学,杜克大学开放的。然后我就想,这是什么陷阱么?结果不是,这课绝了。能免费听这门课我实在不敢相信。我爱死它了。”

“我以前就拿过一次游泳铜奖这么个证书。我什么证书都没混到就不念书了,啥都没有。但是我后来对哲学感兴趣,然后是科学,我就是喜欢学这些东西。去哪我都拿着本书。这门课有个地方太棒了,你可以暂停,倒回去,一直看到你弄懂为止。我以前是个钢铁工人,工作里要学好多新东西,我发现只要坚持下去,最后总会灵光的。”

“前些年我还真找过一个家教来教我微积分,我也给写信去要了一份公开大学的简章,但是那个对我来说太贵了。对我来讲,我图的不是拿个什么证书,是学习。在论坛上我很享受。诺亚教授也在那里互动,还有世界各地的学生,有些人名字后面还带着一大堆的字母。我太爱这个环境了。我工作里可没这种环境,那儿就是个特别北又挺工人阶级的地方,所以带着我走的压根就不是这条路。”

“我还报名了一大堆其他课程:我注册了一门哲学,我还要怒刷代数,另外还有一门细胞生物学,应该也是个有意思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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