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此一举——世界各地的教科书审查

巴黎人对资本主义的话题感到困惑,纽约人谈性的问题觉得压抑,在11000公里以外的首尔、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人们为人和类人猿间的血缘关系问题烦恼。学校的教科书里该有何内容——或者,更进一步,应该略去些什么——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的确如此。几乎没有什么比学校的教材内容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影响更大,即使有,也寥寥无几。教科书不但是大多数人最先接触到的书籍之一;而且在很多地方,教科书几乎和宗教书籍一起是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书籍。南非的一项研究表明,不到一半的孩子在家里能读到十几本书。2010年埃及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学校的教科书,88%的埃及家庭无书可读。

政府控制学校使用哪种教科书的程度,是一个解读该国意识形态控制的好办法。在政府控制欲强的地方,政府可能会自己编写教材或者详尽地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入选教科书。不过即使政府极少直接参与,意识形态也会介入——根据教科书编写者的思想,或者教育委员会及诸如此类机构的观念,来约束教科书的编写。此等操纵避开了很多辩论(辩论鼓励人们就应该如何让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而进行讨论),同时还删掉了对审查教材的人构成挑战或冒犯他们的观点。

关注哈瓦比派

美国国务院安排专门人员关注各个国家的教科书,以便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政府对他们思想的导向。别的国家或许也有这样做的。德国小镇布伦瑞克的教科书研究中心格奥尔格·艾克特研院就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此项活动。即使是这样独立的研究机构,也要费尽周折地搜寻各地的教科书,这说明教科书有多么敏感。这个研究院已经收集了160个国家的教科书样本。该研究院主任西蒙娜·拉西格说,尽管宗教问题的争论正在上升,但大多数有争议的教科书是涉及到历史和地理的内容,尤其教科书里附有地图的时候。

长期以来各国一直为教科书而烦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寻求减少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色彩。2001年9·11美国遭受袭击以后,这种焦虑在增加。当时有些人,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沙特人,甚至包括官方人员,都认为沙特学校课程里偏狭的内容该为此负责任,至少,要为基地组织残忍圣战的出现承担部分责任。沙特执政者在受到猛烈抨击后做出改革承诺。从阿卜杜拉国王自上往下,沙特再三声明教材里偏狭的部分章节已经删除。但是在一个拥护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教义的国家,既顽固又专制,民族狭隘主义依然会盛行。

智囊机构及人权游说团体华盛顿特区海湾事务研究所的报告称,9·11后,沙特课堂上仍在使用那些激起西方人公愤的教材。该研究所主任阿里·艾哈迈德,摘录如下示例——“犹太人和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敌人”,还有,“十字军对伊斯兰的痛恨帮助犹太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但穆斯林将不会继续保持沉默。”沙特的教育部长说,教科书正在修订中——还需要3年的时间。艾哈迈德先生说,不会很快发生变化的,“因为国家会因此陷入生存危机。教育的目的就是确保社会服从于执政者。”

一个国家,一本教科书

在香港,由学民思潮组织的数万人,于7月开始抗议一项计划,此项计划是北京提议而由香港政府制定的,旨在采用一种新的“国民教育”课程设置,该课程设置包括新的历史教科书。中国人希望该课程有助于在半自治城市中,培养出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在大陆使用的教科书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及部分近代历史内容被有意删掉。教科书还诋毁民主,推崇一党制。香港的抗议活动在自治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做出如下让步后于9月结束:抗议方获胜,政府不再会尝试此类计划。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中国人放松对其他地方教科书缺陷的警觉性。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以来都在谴责日本粉饰教科书里的历史,尤其是掩饰日本的战争罪行。(日本政府没有编写教科书;政府仅仅是同意教科书的使用。) 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都以“自虐式”的教育来教授历史。右翼学者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便是对这种教授方式的反击。2000年呈交给政府批准的版本中,删除了1894-95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对中国的占领,避而不谈军队里的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随后这个版本低调出版了,现在仍然在使用——但是只局限在很少的学校里。

在美国关于教科书的争论大部分是来自国内的。自由派担心他们孩子被灌输进民族主义,这种版本的教科书强调工业化创造的奇迹而对奴隶制及对印第安部落的屠杀则轻描淡写。于此对照,保守派抱怨爱国主义教育不够而现实主义教育太过。2010年,因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主张政教分离,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就设法把他从国家重要革命人物名单上去除,不过很快,杰斐逊的声誉就得到了恢复。

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常常主导此类争论。这两大州在过去的30年中决定着教科书内容的编写,一个符合自由党教师的胃口,另一个则对保守党教师的口味。在拥有美国10%学生的德州,教科书的出版者一直热衷于迎合国家教委的偏好,学区本身也不愿做出头鸟。然而自2009年以来,德州给了学区更多的自主权,它可以在经政府批准的教科书和其他材料(如从网上找的材料)中做出选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州政府对要求学区遵循他们的指导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性。

性教育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5年前几乎所有德州学校只进行禁欲教育,因为知道这是政府的偏好。然而,在听到家长们的呼声之后,现在大约四分之一的学区已经转向更全面的性教育。

达尔文,性及其他担忧

性看起来是美国尤其棘手的问题。九月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就学校的性教育发布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是在保守的纽约偏远地区学校进行的。研究表明所有常用的健康教科书,对于避孕套或其他防止怀孕及性病传播的避孕药这样的话题都保持缄默。课堂上老师可以加入自己的材料,讲他们想讲的内容;但是教科书仍然是他们必上的内容,书里警告学生性冲动会“干扰你的价值观及家庭指导理念”,而且教导他们禁欲是好品格特征的标志。

美国的神造论鼓吹者大多是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他们早已发动了一场运动,想把替代进化论的内容加入教科书里,而进化论阐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界和人类起源。他们并不是仅有的例子。6月份,由教科书修订协会发起的一场运动,看起来已经成功地说服韩国教科书出版者删除了某些引用进化论的部分。为教科书修订协会充当保护伞的群体中,包括所望教会——该教会是韩国众多福音派教会之一,近来也在韩国政坛愈加活跃。

教科书修订协会的行为引起一片哗然(尽管基督教在韩国正在兴起,相当数量的人们声明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此小组由韩国科学技术学院领导,包括生物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由他们负责监督对理科教科书的任何改动。委员会强调说进化论是孩子们必修的现代科学的一部分。教科书修订协会被委员会排除在外,他们由此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偏见,声明说他们要继续抗争。

在世俗的法国,进化论没有引起任何问题,但是麻烦出在经济学上。很多年以来,法国看来已经腻烦了充斥着的守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研究过法国教育体系的记者及学者皮特·坎波尔说,此类教科书赞同自由散漫的经济自由主义,而这种思想要为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国力虚弱而负责。现在的法国教科书相当模糊,但是仍然不太赞成资本主义那一套。

作为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尝试过在经济学教学方面的改革。2008年就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一次正式“审计 ”,尤其关注对市场及企业的描述。但是一个旨在讨论提高学校经济商业教学的委员会几年之后被取消了。一项新的关于高中经济学教科书的400页的调查表明(此项调查是由经济财政研究院开展),只有12本专注于公司,而对于企业家没有一本书提及到。

然而,并不是所有对教科书的谴责都能从表面做出判断。去年12月,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纽特·金里奇说巴勒斯坦的教科书里有这样的内容,“如果13个犹太人中有9个被杀了,还剩下多少个犹太人? ” 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抨击巴勒斯坦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教孩子们以死亡和暴力为荣。但是201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作出的结论是,巴勒斯坦教科书里仅仅表现了“不安定、偏见、和不精确,” 确切地说并没有描写今天的政治现实,没有煽动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的一名研究者萨拉米·阿拉延说,巴勒斯坦教科书没有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已经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确切地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巴勒斯坦当局编写的教科书经常回避这种尴尬的问题。作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按照历史上所理解的去描写巴勒斯坦,或者描写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与以色列和解后成立的巴勒斯坦,还是描写在这块土地上年年都在不断变化的一团糟的现实。很多地图保持历史原样或地形图的样子以避免有争议的行政区的划分;其他的地图用不同颜色或虚线标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但是他们并不说明这些划分的含义。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内森·布朗说,当一个政体诞生于同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时,巴勒斯坦教科书强烈的民族气息并不令人吃惊。以色列的教科书也不是没有错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Nurit Peled已经研究过以色列的教科书,其中包括历史、地理及公民学。她说在她看到的书里,当巴勒斯坦人出现时,他们都被描写成难民、农夫或者恐怖分子——从未被描写成医生、工程师或任何其他职业。

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同中东地区的和平研究院合作编写了一本教科书,这是一本关于近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的教科书,两边学校都能使用。“这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Lässig女士说。结果是一本书里,在相对着的两页书上,同一件事得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角度讲——两页书中间则留有很大空隙,学生们可以在此记下他们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双方均没有正式采用这本教科书。

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算术题

要找到符合金里奇先生要求的教科书,你有必要考虑时间较早一些的一场冲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富汗难民营里,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数学题:“一组圣战者进攻50个俄国士兵。战斗中,打死了20个俄国士兵,请问有多少俄国士兵逃跑了?”新书很少再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作为教具——但是就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怎样向孩子们呈现近代历史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阿富汗当局说,他们想把过去30年的历史作为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出来。教育部的顾问Attaullah Wahidyar说,没有人谴责这种做法。他解释说,“过去30年的那些人仍然活跃在今天的阿富汗政坛上。” 把对近年历史事件的评价包括在教科书里会使教育成为政治雷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期冒风险。我们正在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Wahidyar先生坚持说。 “分析近年来的历史对此没有帮助。我们不想把学校变成孩子们争吵阿富汗历史的地方。”宗教也是一个棘手的区域。Wahidyar先生说,国家的新版教科书里仍然讲解伊斯兰教义和职能,例如怎样祈祷,怎样进行洗礼,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争议。他继续说道,现在的教科书比塔利班统治下的教科书更为平和。

其他处于冲突中或政体更替时期的国家,会面对许多类似教科书修订等困难。例如,利比亚需要一套新的教科书,不仅是因为不能再把“群众的意志要准确无误的通过人民委员会来表达出来”这样的思想教给孩子们(这种思想在卡扎菲倒台后就消失了),而且因为卡扎菲坚持泛阿拉伯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地图上不应该划国界线。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的传播使此类修订变得很容易,即使这种修订没有对应该修订哪些内容达成一致。过去孩子们在教科书上涂满了潦草笔记,现在这种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数字教科书可能会逐步代替纸质教科书,数字教科书可以经常很便宜地更新。一些学校正在进行这项行动。九月份加州州长签发了一项法案,此法案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学生们可以免费下载受欢迎的大学教科书的网站。

Lässig女士说,只要教科书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人们所使用,而且是经国家发行或批准的,那么教科书仍然会是个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可以更广泛的接触到其他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现在享有的一些统治地位会有所下降。教师的偏见很多时候像课本中的内容一样根深蒂固,教师也像教科书一样很有影响力,并且更难约束。格奥尔格艾克特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亨宁 ·休斯已经对南非的教科书及教学做过研究。在他观察的一个班上,发现一本教科书里有一张曼德拉的特写图片,旁边配有文字,文字的内容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个英雄?此书发行于南非国大党崛起时期。上课的教师是一个南非白人并即将退休。他居然忽略掉这个设置好的任务,将曼德拉先生描绘成一个武装的游击队员及暗杀者。

用智能手机上维基百科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是会有所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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