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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毕淑敏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一个真理。每一个养过蚕的人和没有养过蚕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很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直到被人一股脑丢进开水锅里，煮死，然后那些美丽的丝，成了没有生命的嫁衣。这是蚕的悲剧。
其实，作茧自缚的情况，绝不如想像得那样罕见，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空气中到处都飘荡着纷飞的乱丝。钱的丝飞舞着。很多人在选择以钱为生命指标的时候，看到的是钱所带来的便利和荣耀的光环。钱是单纯的，但攫取钱的手段却不是那样单纯。把一样物品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它的危险，不在于这桩物品的本身，而在于你是怎样获取它并消费它。
钱是温柔绚丽的，钱也是漂浮迷茫的，钱的乱丝令没有能力驾驭它的人窒息，直至被它绞杀。爱的丝也如四月的柳絮一般飞舞着，迷乱着我们的眼，雪一般覆盖着视线。
记得我学习医科的时候，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新护士值班，看到衰竭的病人呼吸十分困难，用目光无声地哀求她———请把氧气瓶的流量开得大些。
出于对人的悲悯，加上新护士特有的胆大，当然，还有时值夜半，医生已然休息。几种情形叠加在一起，于是她想，对病人有好处的事，想俩医生也该同意的，就在不曾请示医生的情况下，私自把氧气流量表拧大。气体通过湿化瓶，汩汩地流出，病人顿感舒服，眼中满是感激的神色，护士就放心地离开了。那夜，不巧来了其他的重病人。
当护士忙完之后，捋着一头的汗水再一次巡视病房的时候，发现那位衰竭的病人，已然死亡。究其原因，关键的杀手竟是———氧气中毒。高浓度的氧气抑制了病人的呼吸中枢，让他在安然的享受中丧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很可怕，是不是？丧失节制，就是如此恐怖的魔杖。它令优美变成狰狞，使怜爱演为杀机。
这当中的奥秘，需每一个人细细揣摩练习。还有工作的丝，友情的丝，陋习的丝，嗜好的丝……或松或紧地包绕着我们，令我们在习惯的窠臼当中难以自拔。逢到这种时候，我们常常表现得很无奈很无助，甚至还有一点点敝帚自珍的狡辩。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也不是不想改，可就是改不掉。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你明知你的茧，是你自己吐出的丝凝成的，你挣扎在茧中，你想突围而出。你遇到了困难，这是一种必然。但你却为自己找了种种的借口，你向你的丝退却了。
茧破裂的时候，是痛苦的。茧是我们亲手营造的小世界。茧的空间虽是狭窄的，也是相对安全的。甚至一些不良的嗜好，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感受到的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熟络。打破了茧的蚕，被鲜冷的空气，闪亮的阳光，新锐的声音，陌生的场景……刺激着，扰动着，紧张的挑战接踵而来。
这种时刻的不安，极易诱发退缩。但它是正常和难以避免的，是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你会在这种变化当中，感受到生命充满爆发的张力，你知道你活着痛着并且成长着。有很多人终身困顿在他们自己的茧里。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恍然发觉，世界只是一个茧，而自己未曾真正地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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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莫言讲故事，诉说个体经验与公共记忆
苦难，人性，理解，宽容，这是莫言昨天演讲的关键词。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将他的演讲标题定为《讲故事的人》。演讲中，莫言再现了自己“讲故事人”的身份，他讲述自己儿时的经历，回忆特殊年代的苦难记忆，还原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从苦难年代走出来的他，和我们 一同分享了他母亲的教诲，坦诚地表达对那段岁月及其人的忏悔。
莫言演讲之前，网上出现许多关于他演讲的主题及内容的猜想，有人想到 了莫言所推崇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及他那篇具有浓郁日本文学和美学审美传统的《我在美丽的日本》。莫言和川端康成是不同时代的人，这决定了他们将讲述不 同的作家故事。在接受采访时莫言提到，“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我个人的，不是颁给国家的。”似乎意味着他将以一定的方式确定他的演讲姿态———写作者将摆脱 个人荣誉所承载的时代重负，亦将厘清个人与国家、文学成就与国家进步的模糊关系。与此同时，针对自己的关注、争议以及解读，莫言显然并非视而不见，这似乎 也暗示了，他的演讲根据个人的体验与领悟，还原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心路历程之余，提示写作者的局限性，将在所难免。
20多年的农村生 活决定了他的文学之路。莫言提到儿时“用耳朵阅读”的经历，尤其是自己与蒲松龄的“相遇”，然而，有着“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的莫言，告诉我 们，他的文学素养主要来自“高密东北乡”，那里的自然环境，他的家族历史，这些安身立命的场所所构建的现实感，才是他文学的源泉。由此不难理解，莫言在演 讲初始，便饱含深情地怀念自己的母亲，“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这是他的文学品质，也是他的文学寄托。
在后来的 演讲中，尽管莫言提及，“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但是，与其说这是将个人成就归结于 时代的恩赐，不如说是在感叹历史的改错归正和自我成全。当莫言连篇累牍诉说儿时的遭遇，他不仅是在还原个人的记忆，也是在回味无数人乃至整个国家所经历的 切肤之痛。这个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中成长的中国作家，他的优势与他的文学生命力，在于依傍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曾经面对的大千世界，遭遇的 悲欢离合，是其写作的重要动力。
这是作家的写作动力，也是他生活的重要根基。它们绝不只是用于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式“还原生活”，还 是一种对待历史与苦难的诚实姿态。莫言的作品没有对真相穷追不舍，甚至也鲜有表现弱者的抗争，那些残酷的经历只是指引他发现那些“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 朦胧地带”，并由此带来个体的自我忏悔与对他者的宽容。这是他对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感受，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说书人的生活方式。
当 莫言在瑞典诉说一段具有中国特色背景的记忆时，他所带来的陌生感是普遍的，以至国内的网民都担忧外国听众难以产生共鸣。事实上，听众的隔膜不仅是个体的感 触，也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印记。生命曾历经的沉沦，由彩色转向灰白，继而被无数人遗忘。因为忘却，今天作家的诉说才显得如此陌生，今天莫言刺激我们回味 苦难，带领我们拷问生命的价值。
作家加缪说，“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烙下人的印记。”唯有通过记录与言说，让人 走进历史，还原苦难，才能让过去免于遗忘。莫言的演说呈现了一代人经受的考验，它让我们想起一段历史，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赠与我们的文学之外的礼物，让 我们跟随他的记忆，去聆听和体会母亲的诉说。
梵高与高更的书信：艺术家的希望是如何破灭的
将在克里斯蒂的巴黎拍卖场出售的文森特·梵高和保罗·高更书信的部分。
这封由文森特·梵高和保罗·高更合作执笔的手书信件，被写在廉价的学校练习本上却诉说着友谊和希望。写信时，他们俩的艺术生涯都正处于关键时期，信中表达了他们企盼为兄弟艺术家们，为一次新的文艺复兴，为那些现在公认的杰作，寻找到一个乌托邦。
然而，现实远没有如此诗意。信寄出不久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在世上最令人痛心的一次自残行为中，梵高割掉了他的右耳。这一行为，昭示了这荷兰人堕入疯狂和自杀结局的最后一着。
现在，这封由两位艺术家共同签名的四页信件，从私人藏品中流出，并将于12月在巴黎拍卖。预计成交价高达50万欧元（40.5万英镑）。
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专家Thomas Venning表示，文件让人们能窥探“在世上最出名的发生在艺术家之间的家政”。
“我的一生都在于书信打交道，而这封无疑是我见过的最伟大和最震撼人心的，”他说：“它让你进到他俩的屋子，进入那一刻他们的生活中去。”
“你可以想象，梵高只能坐下用廉价的纸写信，因为没有太多钱。然后，他对高更说：‘你来写完它吧’。”
信写在法国产的练习本方格纸上，写上埃米尔·伯纳德，一个给予他俩灵感的年轻先锋艺术家的地址。信写就于1888年11月的普罗旺斯阿尔勒。梵高在那里租了一个两层楼的私人住宅，拉马丁2号，它也是画作《黄色房子》的主题。
在经数月的拖延后，高更于一周前抵达这里，和梵高一同生活和创作了一到两年。当时，法国画坛正从印象主义向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转变，但梵高和高更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梵高的神经很脆弱，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像是被某种孩子般的行风所点燃。信中，他描述了对这位法国画家的初次印象。
“高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引起了我很大兴趣，我一直认为像我们画家这样时常弄得脏兮兮的职业，我们最需要那些有着劳动者的双手和胃口的人。他们比起那些颓废而枯竭的巴黎花花公子们，有更向着自然的品味，更富有情感和仁爱的性情。”
“现在，毫无疑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野兽般直觉，处子一样的生灵。在高更的身体里，血和性战胜了野心。”
他还补充道：“我们去了好几次妓院，很可能我们会常在那里作画。此刻，高更正在创作一副像我曾经画过的夜间咖啡馆一样的作品，但上面的人物是在己院里见到的。它一定会是佳作。”
“我曾两次创作一条白杨大道上的落叶，第三次是整条全都变黄的街道。”《阿里斯康》
梵高写道，他和高更正在讨论“一个由几位画家联合创作的，了不起的主题”，以及他“预感到的一个全新世界……和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将会在热带地区孕育。
在最后一页，高更则补充：“别听文森特的，因为你知道他太容易产生倾慕和放纵之情。而他预见热带地区的未来崭新一代，就我作为一个画家看来却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如果我有办法，我还会回去。谁知道呢？可能需要点运气……？”
八周之后的12月23日，他们的伙伴关系在激烈争执中告终。普遍认为，他俩因为梵高把那点微博的房租花在了妓女身上，又不肯戒了苦艾酒瘾而大肆争吵。
梵高以剃刀威胁他的“朋友”，他要割去自己的耳朵。不久以后，他被送进他待过的地一个避难所，并于1890年他37岁的时候用枪结束的生命。
高更回了巴黎后，在法国波里尼西亚建了一个画室，他死于1903年，终年54岁。虽然他们后来都有通信，但两人再也没有相见。
Venning说书信揭示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个性，以及在他们关系中，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这一刻，是友谊，是乐观，是合作。看起来一切平静，同时他们短期内完成了许多作品。”
他又说道：“写完这封信后戏剧性的事件让它读来尤为悲伤。这是个让人肝肠寸断的文本。”
信是皮埃尔·贝莱德私人收藏，将于12月12日到13日在克里斯蒂的巴黎拍卖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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