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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答:它跟任何东西都有关 除了知识

一夜之间,分答开始流行起来了。在朋友圈到处可以看到答案的分享,还有人点评“原来XXX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

问答

朋友圈的许多内容生产者欢呼雀跃:他们传说,某某大V一天收入了两万,超过了此前值乎的许多许多倍,似乎一条靠回答问题发财的金光大道顿时闪现在眼前,许多人认为这样一来,一直“清贫”的读书人终于出头了。也有人认为这个是苦苦寻求盈利模式而不得的知乎的最终答案。还有人把这与“认知盈余”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盈余的最终形式,等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喜欢这个产品,它拥有一个吸引力的许多特征。它是一个很“机敏”的产品:这种“机敏”意味着,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融入潮流,但又不没入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中产阶级”的产品。

所有人认为“分答”是一个知识产品的人,这一点我举双手反对。实际上它自己也没有说自己是一个知识产品,在它的官方说明中是“轻量化,亲民化,娱乐化”的“付费语音问答”,与知识无关。

那么许多人为什么认为它是个知识产品?实际上来自于几个判断:1.它运营方来自于做知识社区的果壳,2.它的人物沉积有许多来自同样做问答的知乎。3.它有一个问答的形式,让人想起了知乎的问答。

但是这种分析是错误的。实际上,至少在目前来看,分答不存在分享知识的能力。这也不是它的目的。它对标的东西不是知乎Live,而是微博,或者直播。它是一个让人遐想的模式,可以跟任何东西有关,就是不包括知识。

分答卖的是什么?

分答的基本模式是,通过1分钟回答来减小生产知识的门槛,通过有偿问答来为答题者带来积极性,再通过“偷听”来帮助提问题者分担成本。问题是1分钟能不能提供知识?实际上不能,不光是技术上不能,实际上也不能。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午夜的12:47分,我们先来看看热门问题排行榜:

问王思聪:身为霸道总裁的你,撩妹时也会紧张害羞吗?有没有感觉自己情感智商不够用的时刻?(5236人偷偷听)

问王泽其:今天A股沪市上2900点,推荐个股票呗,你下半年看好哪些行业?(2468人偷偷听)

问章子怡:借用汪先生一句名言:子怡,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1545人偷偷听)

问章子怡:您能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育儿经吗?作为母亲最开心的一刻是什么(888人偷偷听)

问冯仑:假如让您从零开始创业,您选择什么具体行业,选择从哪个城市开始?您怎么评价平民子弟刚毕业不久就创业(491人偷偷听)

问刘慈欣:如果你生活在三体的世界里,你是降临派,拯救派还是幸存派?(490人偷偷听)

问佟大为:当年演《奋斗》你引领了Polo衫立领风潮,现在还会这么穿吗?快教教广大男士如何穿衣变时尚(475人偷偷听)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偷偷听”多的人都是“名人体验”类。还有一个有意思现象是,200-300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而非名人的“偷偷听”受众超过100的寥寥无几。可以看见,对于名人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话题的关注程度,想要靠提问题发家致富,不找名人 —— 而且是收费没那么贵的名人 —— 看来是不行的。(而且别人提了的问题,你还不能再提了)

那么如果不看热度,仅看问题回答质量又如何呢?我听了一下午分答,答案大多数类似于这样:首先礼貌的说一句你好,用10秒重复这个问题(有些答题者语速较慢加上磕巴,甚至长到20-30秒),剩下给出一个模糊的,有几分道理但在搜索引擎上似曾相识的答案,结束。

这是回答者不负责任吗?我们如果把它转化为文字,真正回答的内容它实际上从内容的容量上很类似于一条微博。但是实际上还更少,那么请你摸着良心告诉我,你如何去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在一分钟以内?

唱歌不好听应该怎么调节和锻炼?

既想尽职尽责,又想和同事搞好关系,都要花费精力时间,两者如何取舍?

大学这短短长长的几年生活应该怎么过才够味?

想成为有趣的人,应该怎么做?

怎么看待中国的FA市场现状和未来的趋势?

在很多谈“分答”的文章里面,会谈到“分答”降低了生产知识的门槛,不错,的确如此。但是降低了生产知识的门槛同样也意味着“知识”本身的品质的降低。我们把知识分为不同种类,有可能就是纯知识,那么这个知识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求它具有一定程度完整性,跟别的知识能够连接而非碎片化。如果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它能够“用”,那么它不能只是一个粗略的内容,而应该是一个在双方都充分了解对方情境的状况下,进行的有详细操作规程的沟通。

那我们来看看“分答”提供的是什么:一种是纯知识,1分钟,200字,说实话除了态度以外,说不了什么。如果你真正要获取知识,不说知乎,即便百度知道,给你提供答案能够的也比这个更多。第二种是提供某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某种能够让人“顿悟”的智慧。有没有在1分钟之内让人能够突然顿悟?就我在在行的情况看,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提是 —— 在此之前,回答者对提问者清晰,深入的了解。往往简单而切中要害的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提问者已经充分陈述了自己的状态,而且回答者正好经历过这种状态或者这种案例。但是分答的情况是,回答者完全不了解提问者的身份及详细状况,再加上提问质量不高。导致许多回答开头往往是说“我不确定你说的是XX还是YY”,然后絮絮叨叨半分钟。真正有价值的只有模糊的而且万精油一句话,然后就没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对“分答”趋之若鹜?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回答者的积累:在行和知乎上沉淀的人物给它带来了很多优势。这些人的名气比他们的内容更多,人们了解这些问题,不光是为了内容,也因为他们影响力带来的莫名的光环。我当然知道库里是个超级明星而不仅仅是一个顶尖三分射手,但是虎扑一个普通JR这么说我不信,这句话由张佳玮亲口说出来,我就愿意花钱。这不是知识社交,而是影响力社交。

这是分答目前最核心的东西:提供一种“高雅”的社交体验。

所以,分答的实质,与微博或者直播刚刚开始时候差不多,卖的是一种社交产品而不是知识产品:与大V直接沟通,要害在于“偷听”环节,它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的社交联系的乘积。或者换句话说,它把私人的,独有的社交体验作为一种可复制的商品卖出去了。

社交体验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把它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1)关注(提供了排除于其他所有人的部分,因而让人获得了被关注感)

(2)文字(专属于个体的服务)

(3)声音(比文字更加亲密的媒介)

(4)见面(类似于在行,但这就更加强烈的专有性)

(5)亲密关系,或者更深入的资源交换

从这个列表看,分答在干的事情比知乎更加密切,它拥有了一个貌似专有的声音(如果答主说的“损”一些,生活化一些,那一刻你几乎认为他真的成为了你的智囊或损友)。而偷听这件事又使得这种增加了一种社交的“窥私欲”和对比产生的满足感(你用1块钱听到了4000块钱的内容),这一切让人快乐。远远超出了内容本身的快乐。这种逻辑跟直播实际上是一致的。

就以三万人偷听的“啪啪啪最常用什么样的姿势”这个问题来说,王思聪给出的答案实际上平淡无奇。(更何况这个答案实际上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唯一能够提供的答案)但是由于王思聪“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声音属性(作为答者“本人”的声音的到场),所以它拥有了价值。

那么有人会说,这种价值至少可以让人获得一部分的利润,这对知识生产者是有好处的。这或许正确,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机制实际上受到展示内容所限(当然,这个可以通过一些产品构架上的改动来环节)但就目前来说,它更多有利于的是大V。而不是更多的“中V”或者“小V”。况且不像知乎是长文,微博还有个长微博,不为人所知的“中V”或者“小V”难以通过这个1分钟的平台来向陌生人展现自己的知识背景,又是听前付款,无从考察质量,这使得他们除了把价格定低一点以外缺乏竞争力。目前来看,它完全可能像微博一样,造成一种大V赢者通吃的局面。这恰恰不是一个有利于内容生产者的模式。

一个真正的知识社区的核心是什么样的?

我有一个观点:社交的核心是大V,知识的核心是中V甚至小V。尤其“中V”,即具备专业知识,在专业领域内拥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但这种专业影响力还没有变为更大的公众范围的影响力,他们也还没有到达事业的顶峰。(但至少已经是行业中的核心位置)

为什么这么说?一般而言,我们往往会假定,大V比中V或者小V更成功,所以看上去他们具有更多的知识,更有权威性。但是实际上往往不是。一个人成功,知识实际上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如果考虑到一些负面因素,整体上看,大V不一定比中V小V好,甚至有可能更糟糕。

人们在比较知乎与微博的时候,往往愿意把知乎作为一个更专业,更精英的平台,但是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至少在上限上看,知乎差不多以李开复作为上限。而微博上较李开复知名度更高的大V还有很多。如果回到2011年的微博,看上去的舆论活跃程度与知乎实际上不相上下,但是从没有人想过微博会成为一个知识的共享场所,在我看来,这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知乎比微博更在乎“中V”(有技能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过早的拉入太多“大V”。

人们认为共享经济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的将认为知识的生产是脱离于交换体系之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知乎的知识,单说很多优质答案,非常长,这不是随便一下就能写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生产有知识的内容,也愿意做出咨询?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够回答:有知识,有素质,有愿意帮助他人的意愿,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是一种隐性的交换。类似于北美印第安人所举办的“夸富宴”一样,在社区之中,知识的交换通常通过“礼物”的交换而达成,这种达成不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交易,而是在一定的礼俗规矩的维持下,进行的一种隐性交换。大家都这么做,既保证了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其他人提供的知识红利,又给自己有了一个展示空间,这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早期,第一批知识创造者,通过知识的交换,获得了在其影响力范围外更高层次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这种意见领袖的地位,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机会或者资源。(知乎的约炮传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一种这种想象的变形。)“中V”通常是一批在一部分领域已有很多权威性和能力,但是没有公众影响力的人。他们写文章实际上完成一种兑换,在某一行业中间的影响力,可以兑换为其他行业,和其他社交圈的影响力。并且对于某些名气光鲜,实际收入不高的职业来说,它也可以成为潜在的经济来源。(例如专栏或导流到公众号)

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有上限的,在于一个人对这种社会关系看重的多少。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已经满足了最初的社交欲望,而新的内容提供的关注不能够产生影响,也不能兑换为实际的利益。那么维持他们的就只剩下了社区氛围,但这是脆弱的,因此稍微有风吹草动,这样的人多半就会选择离开。由知识社区自己生产的中V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于更核心更有名气的,已经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大V,他们更加忙碌,时间实际上价值更高。而这个交换的边际,就是这个知识社区的价值。

我相信分答可以在短期内让很多大V来试水,但是长期而言这依然是个考验:拿什么提供和满足大V想要的?用什么吸引他们长期提供优质的内容?就凭几千块钱?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类网站的经营,应当是关注中V人群,以及鼓励更多的平凡人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某一领域的中V。而所谓的大量大V可以在短期内制造繁荣,造成更多的流量,但是他们客观上挤压了中V的空间,而大V实际上又不能够增加内容的干货数量。它唯一的好处是吸引了很多平凡的为名气吸引的粉丝。这对于运营者短期内是个利好,但到最后,这些比起生产内容更愿意盲目崇拜和点赞的粉丝会造成社区平均质量的下降,而这对于一个标榜知识的社区是致命的。

分答真正的意义:告诉人们有知识也可以做网红?

看到这里,我感觉我似乎很糟糕的批评了分答。但其实不是,对于分答而言,它有可能变为一个与声音有关的微博,一种新的与大V接触的方式,而通过大量的流量来分担成本,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了。如果分答继续做下去甚至可以与短视频相结合,它提供了一种“短平快”的直播方式:比“某一场发布会”“某一个游戏”更加碎片化,更不费力的轻互动,而且又脱离了“脱衣服”、“打游戏”的低俗口水。而且“偷听”的价值也给出了比打赏更持续的赢利模式。它给其他产品的借鉴意义非常大。

这是我说为什么我说,“分答”可能“跟任何东西都有关”。

那么跟不跟知识有关呢?上面我说,它跟知识其实关系不大。但是我仍然认为分答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进一步的,哪怕是粗暴的告诉了人们“有知识,就能扬眉吐气,直截了当的挣钱”,“好知识是有价格的。”这两个理念。

是的,不是把知识直接转化为商业价值。但是如果能够真的将一些知识网红成功挣到钱(不是靠运作,拉广告挣到钱,而是真靠回答问题挣到钱),并且能把“好知识是有价格的”这一点再进一步,已经难能可贵。

在“分答”之前,很多人都做过技能转换,或者短期有偿咨询的创业,但成功寥寥无几。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效果无法核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中国人实际上仍然不相信无形服务的价值,或者“专业知识是有价值”的。甚至许多人更愿意传播与相信“某某人在在行上被坑了”这样的消息,而不是真正谈自己获得了多少收益。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在“在行”上,一个行家里手的一节课价格大概在400-600之间。这实际上与某种保健服务的价格相差无几,甚至要低得多得多(如果你想找与在行同样等级的专业人士的话)。人人都知道,保健服务是违法的且只能逞一时之快,行家提供的指点不仅高雅可能是终生受益(而且保健服务实际上大多数人无法完成一个小时)。但是相当多人认为前者是一种奢侈消费,后者则不是。当然这个比较在逻辑上有很多的漏洞,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至今对看不见的知识服务的估值是偏低的。

提到知识,所有人都在说“认知盈余”,但是这个过程首先要人承认无形知识(注意,不是学历)的价值,并且能够通过一种正规而精准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知识提供者,并且通过一个合理的机制对质量进行保障。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而需要许多的前行者,它们也许未必成功的完成商业转化,但是它们无疑是这个链条的不可缺少一环。在这条长长的路上,许多人都作出了贡献:咨询公司带来了基本的模型,众包网站普及了把技能作为商品的理念,微博改变了国人内容获取的习惯,知乎贡献了多元化的知识范围和一个对专业人士尊重的用户群体,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打赏提供了最初可行的收益模式,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贡献随时即可得的支付手段,甚至相关部门对版权的扫荡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人们知识产权的价值 …… 在这些发育了几年之后,才有在行,才有分答。

只不过,这一棒的下一个接力者,会是谁呢?

来源:PingWest中文网

救人无数抗生素,是如何被滥用的

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回声》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

5月底,美国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名49岁女性身上发现了一种大肠杆菌变种,大部分抗生素都无法抵抗,被视为抗生素“最后一道防线”多粘菌素(Colistin)也对这种“超级细菌”束手无策,只有其他极少数抗生素能起作用。此前这种“超级细菌”已经在中国和欧洲被发现。

在5月更早些时候,英国Jim O’Neill爵士的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到了2050年,超级细菌将每3秒杀死1个人,全球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感染。届时人类将重返“黑暗时代”——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纸张划伤手指、走路跌破皮都可能发展为要命的感染,切除穿孔的阑尾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手术,因为不受抑制的细菌可能进入血液,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

即使你从来没用过抗生素,也有可能遭受耐抗生素的细菌感染。

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超级细菌或者滥用抗生素的新闻实在是有些老生常谈了,也太危言耸听了。人们通常理解的抗生素耐药性,是说一个人滥用抗生素,结果他以后得大病,抗生素就对他身体不管用了,那么按规范用或者少用抗生素不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多国调查发现,有76%的地球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人们往往不知道的是,抗生素的耐药性并不只和他们自己有关。实际上,不是人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力,而是人体内的细菌产生了耐药力,而细菌会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即使你从来没用过抗生素,也有可能遭受耐抗生素的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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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德国柏林研究人员展示超级细菌MRSA。/REUTERS

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是自然现象,只是滥用抗生素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细菌繁衍会产生基因突变,拥有突变耐药基因的细菌不再害怕抗生素,“因循守旧”的抗生素杀死正常的致病菌,却杀不死耐药致病菌,这些耐药致病菌得以不受限制的繁殖。而且,像上文提到的超级细菌,它的耐药性不仅会传递给它的“孩子们”,还会在完全不同细菌菌株中传播。这种最早在大肠杆菌中发现的耐药DNA,已经传染给了肺炎链球菌,这一过程已悄无声息地在中国发生。

美国为了抑制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逼迫医生进行同行竞赛。

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是典型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种悲剧在于,该负责的人看不到他造成的损失。普通人感冒发烧,即使不对症,用点儿抗生素也无妨;对那些畜禽养殖者来说,饲料里添加抗生素既能促生长又能防疾病,即便这种使用已经过度。到头来,全世界都得承担这种抗生素耐药性的成本,包括那些老老实实遵守医嘱、不乱吃抗生素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很早就开始为抵制滥用抗生素而奔走,例如告知患者即使感觉好转,也要完成整个抗生素疗程;或者是呼吁医生,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才给患者开抗生素处方。

不过行为并不容易被改变,就算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年也有200万人感染耐药菌,约23000人死于耐抗生素细菌感染。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痛心疾首地指出,美国门诊开出的抗生素处方大约有一半以上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教育医生如何正确地使用抗生素收效甚微,因为美国医生早就知道滥用抗生素的危害;通过电子健康记录警告医生不要开不必要的处方,也是无效的,此类信息对医生早已过载;给医生提供财政激励?那点钱对美国医生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美国一些研究者尝试用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来解决问题,他们发现,医生不总是理性的,他们对寻求他人赞同,对在同行竞争中胜出,有着强烈的动机。2016年3月,一份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称,他们让受测试医生给每个抗生素处方写上开药理由,该理由对其他医生可见,结果不良处方率从23.2%下降到5.2%;他们还对医生进行同行比较,医生们每月会收到不良处方率对比邮件,表现不好的医生会被拎出来吊打,“你不是一个顶级的医师”,这个方法让不良处方率下降到3.7%。

对抗生素不加管制,不止是在祸害自己,而且是在祸害全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想方设法从需求端减少本国抗生素滥用,延长抗生素药物的使用寿命,这些努力可能会因为中国这样的国家而毁于一旦。我们已经知道,细菌没有国界,英国《卫报》报道,2010年一种新的名为NDM-1耐药基因原本广泛分布在印度,由于全球旅行等的普及,在英国也发现了其踪迹。携带这种基因的超级细菌,只有三种抗生素对其有效。

中国医疗领域抗生素滥用的严重程度早已人尽皆知,而畜牧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2013年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估计,中国畜牧业中使用的抗生素的量至少是美国的四倍。2013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开展的研究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抗生素消耗量却占世界将近一半。其中,人类消耗量48%,动物消耗量52%。

动物和人类一样,其吸收的抗生素,大部分会以原形通过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而这些抗生素,大部分也都会进入水环境。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调查发现,全国58个流域中,北方海河和南方的珠江流域抗生素预测环境浓度值,比雅鲁藏布江等西部流域数值高出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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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肠杆菌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但仍然抵抗不了多粘菌素——这个抗生素古老但是却便宜,因此被中国等国家添加到动物饲料中,以生产出更便宜的猪肉和其他肉类。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上文提到已在中国出现的超级细菌。2015年底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抽检了中国五省的804头牲畜,有21%携带这种耐药菌。

欧盟已经禁止用抗生素来促进畜禽生长,远在欧盟禁令前的20世纪90年代,丹麦就已停止使用促畜禽生长的抗生素,世界卫生组织称,丹麦农场和肉类抗生素耐药性都因此降低,家畜和家禽实际产量反而提高。美国80%的抗生素都用于畜牧养殖,从2013年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转变之前的宽松政策,逐步禁止促动物生长的抗生素使用。中国只有零星“管理办法”通过,而且缺乏监管,根本无法遏制滥用现象。

人类逐渐在与细菌的消耗战中占了下风,开发新抗生素迫在眉睫。

需求端缓解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受到一些不负责任国家的拖累,进展缓慢。而从供给端鼓励新抗生素的发展,也不太乐观。在抗生素发明至今的数十年间,医生们都很清楚他们是在与细菌进行消耗战,1953年发明了红霉素,1968年就发现了耐药菌;庆大霉素于1967年被发明,于1979年发现耐药菌;万古霉素被发明于1972年,1988年也等来了耐药菌的出现。

人类逐渐跟不上细菌进化的速度。全世界最大的前18家制药公司,已经有15家完全放弃了抗生素市场。抗生素研发的佼佼者辉瑞公司,于2011年关闭了抗生素研究业务,现在市面上80%的抗生素研发都是由小公司在推动。制药公司对研究新的抗生素失去兴趣,因为药物开发昂贵回报低下,抗生素不像对付糖尿病的胰岛素,抗生素的使用疗程通常只有一周。此外,随着有效的抗生素越来越少,被开发出来的新抗生素也理所当然地受到高度管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大规模投入使用,这降低了制药公司的研发积极性。20160602092025b6985

2014年6月,随着强效抗生素对许多病人不再有效,粪便反而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AP

美国FDA也扮演了挡路者的角色。1980-1984年,共有19种抗生素药物获得美国FDA的通过,但到了2000-2014年,竟然只有13种抗生素药物获得FDA通过。FDA严厉的新抗生素临床试验阻碍了创新,只有10%的测试药物能够最终成为上市,这一过程还长达8年。当今全球市场上,75%的抗生素是1970年之前开发的。美国国会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国会通过法案,敦促FDA加快对抗生素的审查,并且给予制药公司5年市场独占时间,期间不会有仿制药竞争。开头提到的Jim O’Neill爵士则建议,政府可向制药公司支付“市场进入奖励”的报酬,保证实际可用的新药能获得8-13亿美元的奖金。

其他研究者也许可以发现不同于抗生素的全新解决方案,IBM正在研究利用纳米技术杀死细菌,作为病毒的噬菌体开始被欧盟认真对待,前提是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参考资料

Sarah Boseley. (2010). Are you ready for a world without antibiotics? The Guardian.

Ezekiel J. Emanuel. (2015). How to Develop New Antibio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aron E. Carroll. (2016). We’re Losing the Race Against Antibiotic Resistance, but There’s Also Reason for Hope. The New York Times.

Julie Beck. (2015). Antibiotic Resistance Is Everyone’s Problem. The Atlantic.

Jim O’Neill. (2016). Tackling Drug-Resistant Infections Globally: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Wellcome Trust.

Ramanan Laxminarayan. (2012). The Economic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C. Lee Ventola. (2015).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Crisis Part 1: Causes and Threat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aldemar Ingdahl. (2013). How to Stop the Rise of Superbug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Kevin Outterson. (2014). New 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Antibiotics. Chatham House.

Louise K. Francois Watkins etc… (2015).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Antibiotic Use Among Adult Consumers, Adult Hispanic Consumers,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s — United States, 2012–2013. CDC.

世界卫生组织. (2015).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

题图:Facility for Combating Salmonella in Chicken Production. 视觉中国&GettyImages/Karen Kasmauski